1975），第60—65页。
［3］ 这些变化和类似的变化，在许绰云的《变迁中的古代中国：公元前722—前222年社会变动的分析》（斯坦福，1965）中有详尽得多的论述，但排列略有不同。
［4］ 关于这一文献，见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载比斯利、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第26—27页。关于中国的冶炼术，见杨宽：《中国古代冶炼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上海，1956）；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1958）。
［5］ 关于拖拉犁，见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普林斯顿，1975），第230—231页。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见本书第10章。
［6］ 许绰云：《变迁中的古代中国》，第56页表5，第64页表6。
［7］ 关于更展开的讨论，见卜德：《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的一生研究秦朝》（莱顿，1938），第133—143页、第238—246页。关于县起源于楚而不是起源于秦的论题，见顾立雅：《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始县的起源》，载他所作：《什么是道教？及中国文化史的其他研究论文》（芝加哥和伦敦，1970），第121—159页。
［8］ 关于一个相反的观点，即认为远在公元前536年的法典之前，周初期已知道并广泛地施行成文法典，见顾立雅：《周代的法律制度和程序》，载孔杰荣、伦德尔·爱德华兹和陈张富美合编：《中国法律传统论文集》（普林斯顿，1980），第26—55页，特别是第28—37页；又见顾立雅：《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第1卷《西周帝国》（芝加哥和伦敦，1970），第161—168页。但是，引证的证据似乎是零碎、含糊和不明确的。我们的意见是，如果成文法在更早以前的确存在，它们事实上不可能安排成有条理的和前后一致的整体；还可疑的是，它们是否象公元前536年的法律采用的方式那样，真正地向人民普遍宣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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