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
在前科学时代,当取得信息的手段很少而不能预见和解释的危险又频繁出现时,采用秘术来指导行动的活动相应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理解求教朕兆和占卜活动在秦汉时期为什么比后来远为重要的原因就不致有困难了。有人通过甲骨问卜来考察自然界在正常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标记,以解答他的问题;有人通过占卜有意识地造成一些符号,用来进行解释。这两种过程的区别不一定重要,我们也不能肯定秦汉时期的人是否认识到这个区别。可是在考察当时的占卜活动时,这个区别是要记住的。
根据各种各样的证据,现在十分清楚占卜和卜骨的活动在官方和非官方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叙述了许多事件,在对它们作出决定前,先要占卜和求教甲骨,有的文字还提到了著名的占卜者。除了作为指导占卜过程的近期发现的手抄文书外,还发现几种占卜用的实物。此外,现存的文献还包括使用方法的指导和规则、攻击这些做法的文章和一个为所定的专门标准而作的有力的辩护。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官员的编制包括精于这些技艺的人。[1]
从当时的占卜活动中可以看出四个总的特点:对线形图形的注重;对时间的关心;标准化的倾向;直观和智力思考的相互作用。
如同其他文化,在中国的实践中线性图形有利于解答问题。这些图形表现为在占卜时使龟贝或兽骨显示的裂痕,或见之于若干线的形状或六线形中。那些求教朕兆的人在云雾或彗星的形态和形状中,可能还在地球上形成的自然现象中辨认出问题的答案。在已知的向这些智慧源泉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中,对时间的关注是很突出的,这类问题涉及确定宗教或社会事件的时间,或者国王或官员打算进行活动的时间。
在众所周知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占卜活动中,可以看到如何加进了一种标准化的措施。早在商代时期,对龟壳和兽骨的使用表明,当时已相当注意节约利用材料和系统地提出和解答问题。以正面和反面的方式提同一问题的习惯同样表明当时出现了系统化的措施。一种机械式的占卜方式可以在指导使用蓍草(欧蓍草的草茎)的汇编中找到。它们现收于《易经》之中;在其他占卜仪式中使用的精致的石板有力地说明大部分占卜过程已成了一种例行事务,而不是一种信仰。直观因素和理智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看成是具有了解自然界非自然迹象的神奇力量的人观察到的景象与哲学家们用以讨论事务的论证和思辨的结合。从一些占卜活动,例如掷蓍草茎或观察地形结构,产生了对中国的玄学的最早贡献。占卜和求教联兆的活动成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会合点。
方法
占卜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到秦汉时期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占卜者设法使龟壳或兽骨显出裂纹,然后他们根据出现裂纹的情况及其形状提出争论问题的答案,以便作出正确的决定。有人提出,当这些献祭动物的骨头从灰烬中扒出来时,上面已有裂纹,它们就被解释为一些特定事件的记号。从焚烧的牺牲物的骨头自然形成的裂纹,又发展了纯粹为占卜而在其他甲骨上有意识制造裂纹的活动。以前有人解释说,由于乌龟长寿,它们已成为满腹智慧的动物,人们可用传统的方法求教于它,这多少不符当时的实际情况。
虽然有不少事件的记载说明汉代在进行这种占卜,但现存的用于这个目的甲骨却没有属于秦汉时期的。《史记》中有一卷专门记载占卜程序的指南。它列出了该在甲骨上提出的几类问题,并描述了出现的裂纹的形状。[2]
占卜的第二种主要方法是掷黄欧蓍草的茎,可能有人又认为,这种植物的特点是寿命长和多茎。似乎有理由假定,汉代占卜的方法与今日使用的方法相似;50根茎中的49根分成和细分成若干组,根据任意的组合,占卜者组成六爻的六十四种形式之一。这些形式被解释成与所提的问题有关,并会指出请示的行动是否会成功。[3]
从这种活动中出现了占卜者用来参考的手册汇编,其中之一也许可以上溯至公元前8世纪,构成了现存的《易经》的最早的一部分。可能在早期的典籍中,已经企图对占卜的程序及其效果作出理智的分析,而使用手册的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直觉的因素正被理智的因素所代替。我们发现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尽管《易经》的简练语言很公式化,它们却被教条地引用,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是终极真理的表述。到秦汉时期,这些公式化文句的意义早就被人忘却,于是出现了一批文章,试图解释它们的奥秘意义。其中有些解释是与时代非常不合拍的,因为它们采取了把古老典籍上的言语与当前世界运行的理论——如阴阳论——相调和的形式。有些文章则包括一种哲理性的明确的解释。近年发掘中发现的这种典籍的早期抄本可上溯到公元前200年。[4]
“风角”之词用来指汉代最常见的析求神谕的形式之一。它依靠对风向、起风处、起风时、风速及其猛烈程度的观察。根据这类自然现象,就可以断定即将发生的事;或者它们能先提出将发生武装抢劫或失火等事件的警告。
在元旦拂晓,人们通常把风作为未来的预兆来观察。蔡邕(约公元175年)称这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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