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决定某种产品是否由某家公司生产的核算就是那家公司的核算，而不是社团的核算。我们以一个虚构的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差异。假设某人——亨利·福特先生——找到一种成本十分低廉而无人能与之竞争的汽车生产方法，结果所有其他汽车生产公司纷纷破产。为了得出社团新的廉价汽车的费用，人们必须在福特先生本该付出的费用上加上所有隶属其他公司、但现在已无所作为的工厂的适当比例，以及培养和教育那些先前受雇于其他公司、但现在失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们的费用比例（有些失业者会在福特先生那里获得工作，但可能不是全部，因为新的生产过程成本小，因而所需的劳力较少）。社团也可以有其他费用支出——劳工争议、罢工、暴乱。额外的警务、审判及监禁。一旦把这些项目考虑到成本核算中去，就会容易发现，社团对新车承担的费用一开始就比旧车的费用大得多。这时，社团承担的费用决定着什么在社会上是有益，而个体制造商担负的费用，在我们的体制中，决定着所发生的事。
至于社会主义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将在后大加以解释。
（二）悠闲的可能性
由于有了机器生产，现在仅需比以往少得多的工作就可以维持人类舒适生活的一般标准。一些认真的作者认为，一天工作一小时就够了，但这一估计也许没有充分考虑亚洲的状况。从安稳的方面看，我认为一部分成年人一天工作四小时就足以生产通情达理的人们所想望的物质享受。
然而，当前由于谋利动机的作用，悠闲的分配难以公正：有些人劳作过度，有些人无事可做。其结果是：对于雇主说，雇佣劳动者的价值取决于其劳动量，只要工作时间木超过七或八小时，雇主就认为劳动量对工作日长短是相称的。另一方面，假如工资高，雇员就愿意延长时间，而工资较低，就希望工作日缩短。这样，较长的工作日适合于双方，其结果，使那些失业者遭受饥饿，或由社会当局以公共基金去照顾他们。
（三）经济的不稳定
在当今世界的状况中，还许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上，而且，大多数没有落到这一境地的人们被一种完全是合理的恐惧所缠绕：他们时刻都可能沉沦困境。雇佣劳动者始终有失业的危险；长期雇员明白他们的公司可能倒闭或必须削减人员；商人，甚至那些被称为巨富的人，知道他们丢失所有的钱财不是不可能的。为了自己的子女的教育做出巨大牺牲后，他们发现具有孩子们所获技艺的那些人已不再有往日的用武之地。如果他们是律师，他们发现人们已付不起求之法律的费用，尽管一些不公正仍未纠正；如果他们是医主，他们发现原先有利可图的疑难病症的病人已不再有钱治病，许多真正的患者不得不摒弃许多必需的医治。人们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男男女女在商店里站柜台，这样可以把他们从贫困中救助出来，但要以原来受雇于此的那些人为代价。在所有阶层中，从最低层到最高层，经济恐惧在白天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晚上作同祟干人们的梦境，使他们为工作担忧，为闲暇心烦。我想，这一常见的恐慌是遍布文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疯狂情绪的主要原因。
经济稳定比其他任何可以设想的改变更有助于增加文明社会的幸福，除了防范战争之外。劳动——在合乎社会需要的程度上——应该成为所有健康成人的法律义务，但是，他们的收入应建立在他们的劳动意志上，并且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服务暂时不需要时，其收入也不应中断。例如，一位医务工作者应该得到一份工资收入，这份收入只在他死后才应中止，尽管在某个年龄后不能期望他再工作。他应确保自己孩子的良好教育。倘若社会的健康水准改善到不再需要所有职业医生的直接医疗服务，他们中的有些人应被任用到医学研究、调查卫生状况或促进更科学的饮食中去。我想，不容置疑，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在这种制度下将会感到比他们当前所处的环境要幸福得多，即便有少数获得突出成就的人的报酬可能会有所降低。
谋求巨富并不是工作的必要刺激。目前，大多数人工作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避免饥饿。一个邮递员并不期望比他人更为富裕，一个士兵或海员亦不奢望在为自己国家的服务中发大财。确实，有一些人——这些人能量过人，举足轻重——对他们来说，钱财上的巨大收获是他们的主导动机。有些人与人为善，有些人则损害他人；有些人做出或应用某种有用的发明，另一些操纵着股票交易或是堕落的政客。然而他们所谋求的主要是成功，金钱不外是其象征。假如只能在其他形式中获得成功，比如荣誉或重要的管理职位，他们仍将具有足够的动力，且可能发现比现在他们所做的更必要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去工作。对财富本身的慾望，相对于对于成功的慾望，并不是一种对社会有用的动机，与过度饮食之慾望相比，有之而无不及。因此，一种社会制度不给这种慾望以出路，并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一种制度消除了不稳定，也就基本消除了现代生活的歇斯底里。
（四）无业富民
雇佣劳动者中间失业的苦痛是普遍认同的。他们自己的受苦，他们对社会劳动的丧失，以及长期找不到工作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这些都是迫切的问题，不必对此多加叙述。
．无业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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