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就会惊颤得目瞪口呆。他觉得准能侃侃而谈这类事情，一定聪明绝顶，对人家告诉他的那些事情，他也木敢加以询问。他没有认识到在现代的交易中黄金实在只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可要解释它的功用的话，他就木知所措了。他模糊地感觉到如果他的国家有了大量的黄金，可能比较安全，因此当黄金储备增加时，他就心安理得，而当储备减少时，他就犯愁。
广大民众方面愚味地崇敬这种情况，恰恰是金融家所需要的，这是为了不被民主政治所束缚。当然，他在与舆论打交道中有许多其他有利的条件。腰缠万贯的人能够向大学捐款，从而确保学术上的看法中最有影响的部分屈从于他。高踞财阀统治之首，他自然是所有那些在政治思想上恐惧共产主义的人的领袖。经济权力在握，他可以随心所慾的向各国布施繁荣或毁灭。但我却怀疑，如无迷信之助，任何一种武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威力。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对于一个男子、女子和孩子，经济学尽管重要，它在中等学校里却从来不教，甚至在大学也只有少数人学习。况且，这少数人学习这门学科，并木像在没有政治利益危机时那样地学习。只有少数几个机构，讲授这门学科时不带财阀的偏见，但这太少了；一般而言，教授这门学科只是让经济现状增辉。我想，所有这些都和这一事实相关联，即：迷信和神秘对于金融权力在握的人们是有用的。
财政，像战争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患：几乎所有那些具有技术才能的人有着与全社会利益相反的偏见。当裁军会议举行之际，海军和陆军的专家们成了裁军的主要障碍。并非那些人不诚实，而他们习惯性的成见阻碍着他们以正当的观点去看待关于武装的一些问题。同样的事情可以确切地应用到财政上面。几乎没有人懂得其详情细节，除了那些从目前的制度中谋求赚钱的人，他们当然不可能持有完全不偏木倚的观点。如果要对这样的事态加以补救，必须使世界上的平民阶级意识到财政的重要，去寻找简化财政原理的方法，以使它们能够为人们广泛理解。必须承认，这并非易事，但我不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时代，民主主义获得成功的障碍之一是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它使普通男子和婦女对政治问题形成一种明智的看法，或甚至决定什么专家的判断应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都日益困难。解决这种困扰的方法就是改善教育，寻找比目前流行的更易让人理解的解释社会结构的途径。每一个相信有效的民主主义的人一定会赞成这种变革，但是也许民主主义的信仰者已不复存在，除了退罗和蒙古的偏远地区。
法西斯主义的家世
当我们把当今时代和什么如说）乔治一世的时代相比，就会意识到智力气象的深刻变化，接着是政治风气的相应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百年前的观念可称为“理性的”，我们时代最具特性的可称之为“反理性的”。然而，我运用这些词，并没有蕴含着对一种倾向的完全接受或者对另一种倾向的完全拒斥。而且，必须记住政治事件经常从早期的思想中获得其合理性：一种理论的传扬和其实际效应之间，往往有一段相当大的间隔。1860的英国政治是受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思想支配的；现今的德国政治是费希特在1807年提出的理论的实现；1917年来俄国的政治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信条，而这要追溯到1848年。所以，要理解当代，必须回溯到相当早的时候。
一种广泛流传的政治学说，通常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原因。一方面，有学识上的先辈们：人们提出的理论，通过发展或反响，是从以前的理论中生长起来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和政治状况使人们倾向于接受照顾到某种情绪的观点。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忽视了学识上的先辈们，这些无法单独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在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特殊事例中，战后世界的各部分早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使得这些部分与在早期创设的某种一般性哲学保持一致。我建议首先去考虑这一哲学，然后再触及它在目前得以普及的理由。
对理性的反抗始于对推理的反抗。在18世纪的上半叶，正当牛顿统治着人们思想的时候，有一种信念流传很广，认为通向知识的途径只是对简单的、普遍定律的发现，由此结论可以演绎推论法得出。许多人忘记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根据的是一个世纪的细心观察，他们还想像一般规则是可以在自然的启发下发现的，就有了自然宗教、自然法律、自然道德，如此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学科只是步欧几里得之后尘，从自明的公理中得出的证据确凿的结论。这种观点的政治结果就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期间所宣扬的人权学说。
理性的圣殿看来正接近完工的紧要关头，却埋下一枚地雷，终于把这座大厦炸到了半空。埋下这枚地雷的人就是大卫·休漠。他干1939年发表的《人性论》有一个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运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这就说明了他的整个意图，但他只完成了一半。他的意图是以观察和归纳代替从有名无实的自明公理中得出的演绎。以其思想倾向而言，他完完全全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虽然他是属于培根的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变体。但以他学识上的诚实，他的敏锐的几乎没有例证的综合，引导他得出某些破坏性的结论：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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