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恭之子，宣帝少时曾寄养其家。及即位之后，史氏与许氏同属外戚，宣帝念其旧恩，看待甚厚，于是许、史两家子弟一向放纵不法，皆由宣帝平日过于宠任之故。如今史高得拜大司马，受诏辅政，自以为身居霍光地位，遇事当由己主张。偏遇萧望之、周堪二人皆是名儒，通达治体。史高虽位居其上，学问才识不及二人，自然相形见绌，一切政事皆由二人议决。史高不过随同画押，毫无实权，因此心中不悦，渐与二人结下嫌隙。又见二人多所荐举，并得任用给事，内廷联为一气，自己势成孤立，遂也想得二人，暗地与之联络，以为抵制之法。
此二人是谁，原来皆是宦官，一为沛郡人姓弘名恭，一为济南人姓石名显，二人少时因事受了宫刑，入宫为中黄门。其时正值霍山领尚书事。宣帝恐其专权，遇有外来文书，便命宦官取入阅看，自行批发，并不告知中书，弘恭、石显常奉命传达章奏。及霍氏灭后，宣帝遂用二人为中尚书。当日宣帝为政，专依法令办事，不甚信从儒术。弘恭熟悉法令；擅长章奏，宣帝遂拜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是为汉朝宦官干政之始。
但因宣帝为人精明，御下甚严，而且事必躬亲，权不旁落，所以二人虽然久掌枢机，却也不敢十分作弊。
及至元帝即位，其始信任儒生。每遇会议政事，萧望之等多主张采用古制，不依法令；弘恭、石显但知援引成例，与望之等议论不合。元帝往往听从望之议，史高知弘恭、石显所议不用，必然怨恨望之，遂与二人深相交结，彼此暗通消息，遇事互相援助。望之素知弘恭、石显生性奸邪，便欲趁势将其驱除。一日望之入见元帝奏道：“中书为政事根本之地，宜选贤明之人。自武帝时因常在后宫游乐宴饮，任用士人传达政事，觉得不便，所以参用宦官，究竟不是国家旧制，而且违背古代不近刑人之义，应请将中书宦官悉数罢去，改用士人。”元帝见奏，自，以即位未久，不便变更旧制，乃发交群臣会议。于是史高、弘恭、石显闻信，急结合在朝一班党羽，反对此议。
元帝生性本来优游寡断，又见众意不同，便将此事作罢。由此史高、弘恭、石显深怨望之，乃相聚计议道：“可恨萧望之竟想排斥我辈，若不将他除去，安能保全禄位。但他正在得宠之际，又苦无隙可乘，不如先设法将刘更生调为外朝官吏，剪其羽党，然后算计除他。”计议既定，恰好当日宗正缺出，三人便在元帝面前合力保奏刘更生出为宗正。论起宗正官列九卿之一，自比给事中尊贵。但给事中乃是内朝之官，出入宫禁，日在帝旁，预参谋议，地位亲密；宗正系外朝之官，专管宗室事务，反不及给事中之得势。三人既得更生调出，便又算计除去望之，果然不久竟如其愿。
先是萧望之与周堪屡次向元帝保荐名儒茂材，以备补充谏官之职。时有会稽人郑朋游学长安，意欲谋得一官半职，因见望之秉政，便欲投其门下，希望进用，但苦无人引进。一日忽然想得一计，便向阙下上书。书中告发车骑将军史高，分遣宾客前往各郡国营求贿赂，又备言许、史二家子弟种种罪过。原来郑朋探得萧望之、周堪与许、史不睦，因欲借此迎合。此奏既上，元帝发交周堪阅看。周堪看了一遍，正合其意，便以为郑朋是个好人，奏请元帝令郑朋待诏于金马门。
郑朋既为待诏，知系周堪所荐。心想望之与周堪志同道合，知我上了此奏，意中自然赞同。我今前往谒见，谅不至被他拒绝。又转念自己冒昧前往，不免被其看轻，不如先致一书，探其意旨，于是写成一书，遣人送到前将军府中。望之得书拆开一看，知是前日告发许、史之人，又见书中措词颇为得体，便命请来相见。来人回报郑朋，郑朋如言到来。望之推诚接待，礼意殷勤。郑朋喜出望外。从此常常对人称述望之如何好处，许、史如何不好，意欲讨好望之，升他官职。在萧望之原也有意提拔郑朋，无如郑朋为人品行不端。过了一时，竟被萧望之查出许多劣迹，心生嫌恶。以后每遇郑朋到来，立即谢绝不与相见。便连周堪也知郑朋是个小人，深悔从前不该将他保荐。
郑朋虽被望之拒绝，心中尚希望周堪替他引进，谁知一日忽闻说大司农史李宫拜为黄门郎。事后查知乃系周堪保奏，郑朋不觉大怒。原来李宫与郑朋同为待诏，今周堪独荐李宫，不荐郑朋。郑朋自知无望，因此怒从心起，便想投入许、史门下，报此仇恨。未知郑朋如何算计，且听下回分解。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