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萛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是汉代济北惠王刘寿的后代，父亲刘广，是斥丘县令。刘萛少年贫苦，卖牛衣为生。然而勤奋好学，编牛衣时，手里拿着草绳，边编边诵书，故能博通古今。为人清身洁己，行为无瑕疵可指。郡里举为孝廉，州里举为秀才，都未任实职。后以上计吏身份入洛阳，调为河南尹丞，又迁为尚书郎、廷尉正，又任吏部郎，为晋文帝司马昭相国军事参谋，封为循阳子。
钟会、邓艾伐蜀时，有个门客问刘萛：“二将能平蜀吗？”刘萛回答说：“破蜀是必然的了，只是两人都不得生还。”客问什么原因，刘萛笑而不答，后来果然如刘萛所说。刘萛有先见之明，这只是一个例子。
因世人多趋走钻谋，清廉谦逊之风衰，刘萛著《崇让论》以矫正世风，此文内容是：
“古代圣王之教化天下，所以以让为贵者，是为了荐拔贤才，平息争端。人之常情都想自己是个贤者，所以鼓励人们让贤以表明自己是贤者，哪有贤者让位于不贤者呢！所以谦让之风兴，贤能之人就不求自出了，荐拔人才也自然会公道了，百官的副手接替者也会事先具备了。一个官位有缺，可以选择众官所让最多的那个人去任职，这是审察贤才的一个方法。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就会被感化，推贤让能之风就会兴起。被一个郡国所推让的人，就是一个郡国的贤士；被天下人共同推荐的人，就是天下的贤士。推让之风兴盛，则贤者与不肖者就显然分明了。实行这种办法，居上位者不须劳神费思，根据大家的清正议论，顺随舆论就可以了。所以经典上说，尧之为君是多么广大啊！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是说天下无为而治，看不到尧是怎样教化天下，所以无法形容。书上又说，舜和禹为天下之君而不参与其事，无为而化的是舜啊！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常任大官，小人在下不争，天下也就无事了。以贤才使天下化为无事，大道也就兴隆了。人君仰受已成之治，又何必参与其事呢！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能够如此成功，没有其他，是推崇礼让得来的。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则国家就不难治了。
“当今在朝之人不知谦让，且由来已久了，天下也为此风所化。自魏代以来，被荐拔征召的士人，以及在职的官吏，临受命任官的时候，虽也谦让说自己不胜任，而终不肯让给比自己强的。推让之风息，竞争之心生。孔子说，上兴辞让之风则下无争夺之事，说明无辞让之风则下民必争。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经常被推举；竞争之心生，则贤能之人经常被毁谤。竞争者自己想占先，就会憎恶贤能者领先，也就不能无毁谤之言了。故孔子、墨子不能避免世人毁谤自己，何况不及孔子、墨子的人呢！议论者都说，今世缺少有高名的贤才，朝廷也无可以任大官的大才之人。山泽之人和小官吏也说，朝廷中虽有任大官的有德有名之士，然都不如以往的人物。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失误。并不是今世独乏贤才，而是当今无贵让之风。一个人有超出众人的声誉，毁谤之言随之而来，贤才不能成名，所以才觉得没有贤才。虽使尧之贤臣稷、契生于今日，也不能有完好的名声，好坏混杂，优劣不分，贤士没有平素形成的好评价，官职有缺，主选的官吏不知用谁，只得按官位次序提拔。才能相同而被优先选用者，不是势家之子，就是与有势者有瓜葛。这些人自身无才能，优先授予的官爵又成为被提拔的资本，因而又会不断迁升，迁升不已，就会发生不胜其任的问题。观今日在官之人，政绩平庸无闻，不是势家之子，则多是凭资历提拔起来的人。
“假如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被让而成名，名既成则官方才得选拔用他。那些无名无行的人，在官无政绩可称，就必然会让位了，官方也无理由任用他。然而这些人还是被任用而不休止，正是由于谦让之道废，按资历用人的弊端长久不能纠正。经常举行大推荐，令众官各举所知贤人，唯才是用，不限阶次，这种做法汉魏以来就很少有了。所举的人必有恰当的，而不闻有经常被任用的，这是因为不知道谁最贤。所举的人必有不当的，而不加罪，这是因为不知道哪个最不肖。所以不知谁贤谁不肖，是因为当时之人不肯相推让，贤愚之名没有区别造成的。推荐者知道上级官吏不能详察被推荐的人，故敢随意推荐。或推荐贤人时，顺便带上自己的亲故，优劣一起上报，超过正常人数，各言所举者尽是贤人，加上故意拔高的不实之辞，被描绘得一样贤能，难以分出高低。优劣相杂，真伪同列，便是由此产生，日甚一日。这虽然是推荐者不忠于国家的罪过，也是由于上级官吏听察不严，才使他们能这样做。昔日齐王好听竽，必令三百人合吹尔后才听，一人吃数人的俸禄。南郭先生是个不懂吹竽的人，认为三百人合吹可以混进去充数而不会被发现，就请求为齐王吹竽，白吃数人的俸禄。嗣位的新国王觉得三百人合吹太奢侈而加以改正，又怕是张扬先王的过错。于是下令说：‘我比先王还喜欢听竽，只是想一个一个地听。’南郭先生于是逃走了。推贤之风不兴，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就会充斥于朝廷。才高守道之士日渐引退，趋炎附势的人日渐增多，虽然国家有典章刑法，也是无法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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