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字茂会，江夏钟武人。父亲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少时爱好学习，有文章辞彩；早年父母双亡，同几个弟弟居住，以友爱著称。二十岁当本国中正，谦让没有就职。后来当始平王元勰的文学，上疏陈述九品之制道：“先王议定制度，根据时代不同而因循或改变，因循或改变的根据，只求变得适宜。九品制始于时局动乱的魏代，战争年代的政治，确实并非治国而不改的法律。检点防范的方法变得琐碎，验证刑律的办法失去实情，所以朝廷与民间的议论都说驱使人们改变风俗，弊病很大。可等到议论改制时，又以为可疑。我认为改变旧法创立新制，应当先全面了解通塞利害的道理，因为要制定实施，使体例畅通没有阻滞也不容易。古时候诸侯治国，封地有常，侯国有固定的君主，人们没有其他期望，卿大夫世袭俸禄，仕人没有越位的想法，臣属也没有越境的交往，上下政体牢固，人们的品行归于厚道。秦朝与此相反，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浅薄便从此兴起了。汉朝改革旧弊，斟酌损益周、秦制度，建立了诸侯和郡守两制，也让分封的土地不变，管民政的地方官都各举贤能，贡士凭乡议任用，事情合乎圣典，可与三代比迹。而今圣德兴隆，光泽普照全国，万民仰慕，欣慰自己遇到了太平盛世。然而承继魏氏凋弊的政权之后，优秀人才离散、逃亡，仕人没有固定的朝廷任职，百姓没有固定的住处，郎吏蓄养在军府，豪右聚集在都邑，世事错乱混杂，与古制不同。所以九品制废除之后，应该实行移徙之例，允许互相合并。并申明贡举之法，不让它在各地泛滥，这样，士族官吏的等级不用分自会平均，就连土断法事实上也实行了。另外，设置百官，应着眼于等级少任职久。等级少，则人心安定；任职久，则政治教化成功，才能优劣显现，这就是三代能直道而行的原因。我以为选拔按九等之例，是当今要事，应该施行。圣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艰难，常常从容易的事做起，所以把政令放到民间去修改，这样，平民百姓都是有司。如果任命不当所任，事情没有经过检验，那么即使竭尽聪明才智，也不能使它安定。由此看来，果真能让二者都实行，就能人人想到返回本性，在乡里修养品行，浮华奢侈自然平息，谦恭礼让就日益兴隆了。”
升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陈奏当办的事，称举汉代孔光、魏代徐干等人的观点，让王公贵族以下使用奴婢限定人数，以及禁止百姓变卖田产房屋。中书同意，让主管者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所职，不改变他们的职业，以便人们生活富裕，各尽其力。《尚书·周官》用土均法，经略土地用井田制，区分五类地形的物产和九等贡赋的序列，然后公私制度有规定，境内平均统一。自从秦朝立田界，建郡县制，古代的制度就已沦落。到了汉朝、魏朝，因循旧法的踪迹，王法中严格要求的，只剩下服饰器物车马有贵贱的区别，使人们不能越位比拟而搞乱尊卑等级罢了。至于奴婢是私人财产，实际上都不曾为此限制过。太康八年(287)的《己巳诏书》申明律令，所有的士卒百工以上，配备衣服车马都不准违背礼制。如果一县在一年中有三家违犯，洛阳县有十家以上违犯，就罢免该县长官。如同诏书的旨意，法律已经严明。现在像恬和所陈奏称举孔光、徐干的议论，就只会使衰乱之世更加奢侈，是当今皇上的祸患。如此说来，兴盛的汉朝不议论这种制度，孔光等人制定却没有执行，并非疏漏或来不及，也不是有用而不实行。大抵因为诸侯的法制已经失落，井田之制又未恢复，因而君王的法令不能约束人们的私行。人们的田产房屋既然没有一定限额，那么奴婢的数量也就不应该限制数额，只怕制定个空法令确实琐碎又难以检察。现在圣明的制度，每每崇尚简单易行，法律禁令已经具备，恬和的陈奏无所施行。”
另外，司隶校尉石鉴上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管辖的人，请求把他召回；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情所乐意的地方，上奏对介登降级任职。李重反驳道：“我听说立法没有特例，因为要使众人一齐检举邪恶，不是一定要另找事由开脱，常理是没有什么遗漏的。因此所阻塞的少，所成全的多。现在像介登这样的远郡很多，如果同意他降职留任，动辄成为准例，我担心平庸之辈倚仗边远，必定会有贪污纳贿的忧患，这不是肃清王化、安宁边域的办法。我以为应当依石鉴所奏，先召介登还朝，以致使体例符合常法，不因地域远近而制度不同。”下诏同意。
太熙初年(290)，升迁为廷尉平。他批评廷尉上奏邯郸醉等，文字繁多不录。经过两次升迁为中书郎，每逢大事以及有疑问的奏议，总是参阅经典处置决定，大多都施行。升迁为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豪奢，从来不通私事谒见，特别留意隐逸之士，因此有才能的人都被选拔举荐，选拔录用北海的西郭汤、琅王牙的刘珩、燕国的霍原、冯翊的吉谋等为秘书郎和诸王的文学之职，所以海内没有谁不归附他。当时燕国中正刘沈推荐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抗命到中书处为霍原上奏，中书又委托司徒讨论。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应当是门庭清寒、自身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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