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给我什么，但这是我们继续走下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路上的车渐渐少了，到后来几乎没有了，但我仍旧在那里聆听远处隐隐约约的马达声。抬起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它们好像还是那么平静，或者说，还是那样的冷漠。蚊子在我的耳边嗡嗡地叫着，我似乎已经呆傻了，再也听不出那声音里面的嘲笑了。
开始，我还在路边站着，后来当希望逐渐渺茫的时候，我坐了下来，但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远处的天空渐渐明亮了，路上的车又慢慢多了起来，早起的人们也开始出来活动，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踱去。
我的妻子一夜未归，这还是第一次。它预示着什么呢？当局者迷，即使到了那一步，我也没有想到，刘晓庆已经离家出走了。
那个夜，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仍旧忘不掉，那夜里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段段永远也不会磨损的胶片，时时放映在我的眼前……
许多有家的人常常抱怨等人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可我却不这样认为、如果你真的有人可等，真的有人需要你挂念，那种沾满了焦急的苦涩的等待也是一种幸福。等人是难熬的，但等到的喜悦也是无法替代的。
只是、这种永远也没有结果的等待却是可怕的。
第二天，我要去北影厂打电话，胡老师借口她弟弟来接她，匆匆地离开了。她也许马上就去了刘晓庆那里，继续昨天晚上电话里的话题，描述一个既紧张而又激烈的场面，以此来表现她对朋友的义气。不管怎么样，她也没有必要继续呆在我这里了，因为我的表现对于刘晓庆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接下来的岁月是孤独的。因为孤独，所以不会有任何人、任何物件来为我证明，我所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一些个人的内心感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坚信她会回来。
那时，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发着呆，听着自己的喘息声，听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尽管巴经理时常送来一些吃的摆在那里，可我连看一眼的心情也没有。
在我的盼望中，电话铃第一次响起的时候，我飞快地冲过去拿起了活筒。我以为是刘晓庆，可是电话里却传来一个老朋友的声音，他出差来北京，满以为能见一见我和刘晓庆，想不到却在我这里听到了刘晓庆离家出走的消息。那时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坚决不相信，因为我和刘晓庆在广州录音的时候，他一直为我们俩之间那种毫不避忌的甜蜜感动着。
我把椅子搬到过厅里，好使自己能够看到门。从那一刻起，楼道里的每一个动静，都会使我像着了魔一样警醒。我想在那些脚步声里，分辨出我妻子回归的声音。可是，每一回，那些脚步声都是匆匆地从我的门前掠过，即使有的会有稍许停顿，可不一会又无情地离开了。我就是这样一次次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煎熬着、分析着、想像着……
那几天，时间是停滞的，脑子是空白的，好像下一刻就会发生这样的情景。
脚步声突然在门前停止了，接下来，是敲门的声音，我兴奋地冲过去把门打开，发现刘晓庆站在门外看着我，轻轻地一笑：“哥们，对不起。”就这么淡淡的一句。
于是，犹如一束光一下子把屋里照亮了。她那灿烂的笑容、洁白如贝的牙齿……然后，她看也不看你一眼，晃着头，把手袋扔在那张用八百元买来的大床上，把脚上的鞋甩在沙发旁边，再服拉着拖鞋走到洗漱间，面对着镜子，用力向下绷着嘴chún，让鼻翼两侧的皱纹都张开，再往脸上涂卸妆油。不时地，她会通过镜子看你一两眼，然后把头左右轻轻转着，审视着自己的形象。再后来，是哗哗的水声、门玻璃上晃动着她的身影……
可是，门却老是紧紧地关闭着。
我在那里等着、盼着，我不相信刘晓庆居然连一声招呼也没打就这样悄悄地走了，走了……要知道，我们当年是共度患难、相親相爱的一对啊！
她曾经说过，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親的人了，是无数次背着她上楼梯的人，是在多少个夜晚拍她人梦的人……
过了许多年以后，我曾经执导了一部电影《慰安婦七十四分队》，它的命运和《无情的情人》一样，刚放映不久就被枪毙了。
当时在海南，我们拍一场戏，一个电影学院刚毕业的女孩子由于经验不足，还不会组织自己的感情戏，所以当化完了妆、打好了灯准备开始的时候，她却说：“导演，对不起，我集中不起来，很难进入，你能帮我说说吗？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来，给她讲述了那年八月份那几天的故事。
我说：“我的妻子就是从这扇门走出去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又从西边落下去；外面的世界喧闹了，又寂静下来：楼梯上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有了，又没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那扇门，相信在下一分钟，它就会被打开，她就会回来，就会冲我一笑，说声：‘哥们，对不起。’我就这样等啊，等啊……，也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但我始终相信，我会等到她，等到她回来的那一刻……”
我的摄影师发现演员的情绪已经很好了，就悄悄地打开了摄影机，镜头很顺利地完成了。
我不知道那个女演员是听了我的故事，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还是因为在她的过去也有过与我的故事相同的经历？
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想像着她的每一个细节，把她身上的一切在我的脑海里一遍一遍地重新组合，让她在我的思想里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可是，当这种组合进行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她长的是什么样子。
说来很怪，大约有几年的光景，我一直想不出她长的是什么样子，虽然我能回忆起她的每一根眼睫毛，能够想得出她脸上每一个细小的部位，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们组合起来。
在我的思想里，那个活生生的人一直没有面孔。因为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应该是怎样的一副面孔了。也可能，我所回忆起来的，都是像指甲盖这样不会变化的东西。可是，那张脸会产生大多的变化。那么多面孔，我该把哪一副放在那个活生生的人体上呢？
我的状态使朋友们很着急。哥哥特意赶来看我，他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别傻了，刘晓庆走了，她不会回来了。
我还是那样木呆呆地看着他，把溢满眼眶的泪水咽下去，拼命地摇着头：“不，她会回来，会回来的。
哥哥的目光里充满了焦虑。
这是我一奶同胞的親兄弟啊，我们都是在一个母親的怀里长大，可是，哥哥的命要比我好很多。
哥哥帮我收拾屋子，把我从沙发上拉开，拼命地做各种事情，想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我也渐渐地感觉到我在慢慢地活过来。
这时，妹妹从香港打来电话，说那里的报纸上有刘晓庆的最新消息，她在那里辟谣，说所有有关她结婚的传说都是谣言。看来，世界并没有因为我的沉沦而停止运转；有些人也并没有因为我在这里痛苦而不再继续处处为自己考虑……
“好消息，好消息。真是一个好消息，它可以使我在和哥哥的争论中占上风了。”
小姚打来电话，说要和我谈谈，如果我们的谈话进行得顺利，她谈完之后就把刘晓庆送回来。
“你看，怎么样？我说晓庆会回来的吧！”我得意地冲哥哥笑了起来。
哥哥却未置可否。
晚上，小姚来了。这个精明强干的女孩子一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说，在搬家的过程中，她一个人把一堆男人指挥得服服帖帖，表现得十分出色。
我指着那三百个空空的衣架对小姚说：“你看，你把衣服都拿走了，却把衣架留了下来，那些衣服怎么挂呀。”
小姚坐下来，拿出一张纸交到我的手里，那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刘晓庆的手令。小姚把事情的经过跟我讲了一遍，和我谈了好久好久，我们一直谈到了第二天的九点钟。从那次谈话，她大概对我有了新的了解，不再认为我是一个只懂得残暴的野蛮人了。
后来，小姚拿起电话，说要把刘晓庆叫回来。看样子，她对自己很有自信。可是，电话打过去，那边却是另一个人接的电话，说刘晓庆已经不在那里了。
小姚也着急了，她对我说：“那边可能出了什么事，我回去看看。你放心，我一定把晓庆给你送回来。”
小姚走了，我却平静了下来。看来，小姚的使命也完成了，刘晓庆再也不需要她出面做什么了。
小姚走了不久，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她没有办法和刘晓庆联系，刘晓庆已经被另外的人封锁了。
我说：“如果是封锁，那晓庆连给你打电话的可能性都没有吗？”
“不会的，那些人也是晓庆的朋友。”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晓庆不愿意你再为她做任何事了。”
我的电话放下没多久，老巴走过来，说刘晓庆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们不要理小姚，说她是个精神病患者。
看来，在这个剧目中，不止我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好像这个刘晓庆的肝胆相照的战友，最后也被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牺牲掉了。但是我想，小姚最初的意愿是为刘晓庆好的、到后来也是为刘晓庆考虑的，只是不知道到底是小姚的草率惹怒了刘晓庆，还是刘晓庆利用了小姚的草率。反正，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只有她们自己才能说清楚了。
那段时间，老巴也在四处找刘晓庆，因为关于“刘晓庆美的世界”的事情一直搁在半空中，他也很着急。好不容易联系到刘晓庆，约好了在北京饭店见面，但等老巴他们赶到北京饭店，刘晓庆又来电话说去长城饭店，等他们再赶到长城饭店，等了好久也不见刘晓庆的踪影，只好悻悻而归。
我本来可以去找刘晓庆的，而且我想如果我愿意的活，一定能找到刘晓庆的下落，只是我并不想去找她。也许我是担心，担心我万一在某个朋友的住所找到了刘晓庆，同时也发现了姜某的身影，那少不了是要有一场死拼的。不是因为害怕才不去找她。而是因为那时我党得这样的寻找已经没有了意义一一一不辞而别的人已经不再有寻找的必要了。
汪洋厂长忽然打来电话，严厉地批评我：“你怎么可以让晓庆身无分文地到处漂泊？”
她身无分文，家里的钱不是全被拿走了吗？
还没等我开口，汪厂长又开始了谆谆教导：“你现在在法律上还是她的丈夫，你还应该关心她，照顾她。”
是，我还是她的丈夫，我还要关心她，照顾她。也许钱全让老人们拿走了，大连演出的酬劳还在我的包里，她确实身无分文。
我打开那个演出回来后一直没碰的包，在刘晓庆粉色的演出服里发现了九千块钱。我又发现还有一个十二万的存折，是已经到期，刘晓庆的父母让我取出来另存的。关于这笔钱我以后还会提到。
我把那九千块钱分成了两份，五千块给刘晓庆带走，剩下的我自己留下。另外，我还拿了几件我的干净内衣给刘晓庆拿去换，反正那个阶段，我们也是不太分的。
我知道应该把这些东西送到什么地方——西单的豆花庄。那个曾经大言不惭地宣称每一次离婚都是一种新生活开始的女老板，那个曾经无数次在自己的饭店里安排刘晓庆和律师见面的女人，这一回依然丝毫没有掩饰地很痛快地把衣服收下了。她的行为尤疑已告诉我她知道刘晓庆的下落。如果我真的想知道刘晓庆在哪儿，我只需叫一辆车，跟着这个貌似精明的女人走一趟，就完全能把刘晓庆找到了。
可是，我没有那么做，我根本不想那么做。我送了这些东西，只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只要法院的判决没有下来，我仍然有义务去履行一个丈夫的责任。
出了豆花庄，由于车站等车的人大多，我决定索性走回家去。
那一天正好下雨，而且下得很大，路边的水飞快地聚集着向下水道冲去，在下水道口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抬眼望去，那雄伟的纪念碑、天安门，还有北京饭店都像蒙上了一层纱，在雨雾中朦胧地闪现着……
开始，我还打着伞，后来，把伞也拿开了。就像儿时放学回家的路上偶遇大雨一样，又开始在雨中漫步。任凭这天上之水沐浴着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我一边看着街旁躲雨的人们，一边在心里膨胀着一股英雄气概。只是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六岁了。
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毛病，下大雨的时候，别人都躲起来了，我却用媽媽给我的雨布把书包包好，然后，一个人在雨里走。当年在我们家乡，柏油路上本来车就很少，一下雨，更是四处不见人影，整条路好像都属于我一个人一样。两只小脚，啪吐啪吐的踢着水。夏天，马路总是热的，我把凉鞋提在乎里，像个大将军一样，在雨里一往元前地大步走着。
我喜欢淋雨的毛病一直保留到现在。
记得在海南拍《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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