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时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对自己人格的自信，同时也投入了尽可能多的精力，使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动不已。
好吧，你有尚方宝剑．可我恰恰不在乎这个，看你到底能把我怎么样？（事实证明，这种滥批条子、丧失党性原则的人，最终还是犯了错误，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接下来，我就开始准备我的答辩状。哼！要打官司了嘛！
答辩状
答辩人：陈国军，男，三十五岁，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导演。
往址：朝阳区酒仙桥流量汁厂宿舍。
电话：四七三三八六
委托代理人：张笃志
案由：离婚。
原告刘晓庆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向贵院提出与我离婚。我认为她提出的离婚理内与事实不行，特提出答辩如下。
我们两人一九八二年相识，一儿八四年同居，一九八六年正式补办结婚手续。双方志趣相投，感情密切，家庭生活一直很幸福。除了为工作的问题有时发生口角外，为生活琐事没有发生过口角，因此，刘晓庆在起诉书中所述：性格不合，志趣差异很大，经常发生口角等情况，均不是事实，根本谈不上我们感情恶化。
于一九八七年底，由于特殊的家庭外部因素，曾发生过几次口角，引起这一事实的原因，不用我全部说明，刘晓庆本人是完全清楚的。我当然不希望我们之间由于外部因素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工作，并没有影响到夫妻情感。她现在为了提出离婚，竟无中生有他说我动手打人，这完全是捏造事实，是我不能接受的。
另外，须要说明的事实是：我与刘晓庆于今年七月在大连等地演出时，她的朋友、親属在八月一日突然将我与刘晓庆住所内的财物，背着我们两个私自进行分割搬走。八月三日，我俩回京后，刘晓庆离家不归，随后又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呈递了离婚起诉书，这一切事实的发生是非常出乎意料的，这是在愚弄我。
我认为，我们婚前有非常好的感情基础，婚后生活美满、感情融洽，能够共同生活，因此不同意离婚。要求法院调解和好。
此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陈国军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答辩状递了上去，官司自然也开始了。
朋友们常常会到我这里来，帮我出出主意。但那时，常常会从不同的朋友口中听到不同的信息。
一个朋友告诉我，刘晓庆在写起诉书那天晚上。哭得死去活来，甚至还直在地上打滚。一边哭，一边还不停他说：“我对不起国军，我对不起国军……”这个朋友眼底透着真挚、使我不得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可是，另一个朋友也对我讲述，刘晓庆怎么样在摄影棚里举着那个批条冲大家炫耀：“只要我想离婚，没有离不成的。哼！现在某某在支持我。”从他绘声绘色的描述里，我也根本无法怀疑事情的真实性。
我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刘晓庆是真实的。是那个为情所困的可怜儿，还是那个拉大旗做虎皮的招摇者？也许，两个都是在演戏吧！但这些截然相反的信息已足以使我搞不清了。
有一天晚上，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是台湾某报社记者，愿意拔刀相助。把我和刘晓庆的故事以及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平的事情曝光于媒介。甚至他还谈到了许多连我也不知道的我和刘晓庆婚变的内幕。
正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的确是应该感激的。可是，他的热情却让我觉得有些异样。
我们经过一番相互信任的谈话之后，他承认，八月八日香港报纸上的那篇文章是他的大作。这样，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篇姜某为之打来匿名电话的文章；是该记者替天行道所为。
他希望我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他，然后，他在海外的报纸上替我鸣不平。
我党得，我没有理由不感谢他乐意帮助我的好意，即使这种帮助可能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他确实是出于一番好意，如果我对这种好意连感激都不懂的活，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然而，这是我自己的私事，我不愿意它成为别人文章的题材，如果真的有必要把事情公开，这件事由我来做会更合适一些。更河况，我受党教育这么多年，本身对台湾的记者就有一种本能的提防。
于是，我很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好意。也可能，我真的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心。
又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和我谈到了刘晓庆偷税漏税的
问题，希望从我这儿取得一些证据
那时，演员走穴的税务问题已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尽管我以前也提醒过刘晓庆，可她总是让我不要管。其实，作为她的丈夫，我曾经颇为担心因为据我所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一一定会动用个人税收的杠杆未增强国力，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只要看看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不就一清二楚了吗？丙说，意大利的索非亚·罗兰就曾经因为税务问题被拒绝入境，我当然不希望刘晓庆在这方面也犯同样的错误。
现在，事情果然个出我所料。
尽管我们正在闹离婚，正是冤冤相报的时候，可是面对那两个税务局的来访者，我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我说：“首先，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父親就教育我，对朋友要忠诚，永远不要做出卖朋友的事；第二，刘晓庆有税务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夫妻……第三点，我不知道…
我的确说了违心的话，但是我确实不想让自己成为那种“爱不成，反成仇“的小人，按照通常的说法，我可能原则性不强，可是我实在做不到。
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事情大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昨日还是夫妻的人们，转眼间就能把所有在床上谈的活都写成大字报贴出来：那些昨天还为父親端茶倒水的儿女们，第二日就和爸爸划清了界线……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悲剧。
过去的记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愿做那种人，昨天还是她的丈夫，今天就在这里罗织她的罪名，这种事，我真的做不到。
来访昔中那个较为年轻的人可能没有看出我的心思，竟然对我说：“我们现在的政策，对于揭发检举者有经济上的奖励，像你这样的，我想奖励会很多…
这句话恰恰把我惹火了，“你认为这世界上，许多人都是为了钱吗？我想，你还太年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谈。如果有问题的话，我想是刘晓庆本人的问题，你们问她去吧，即使你能把全部的上缴款都转给我的话，我想我仍不会帮你们的忙。”
还是那个年龄稍大一点的看出我是怎样一个人，连忙说那个年轻人不懂事，然后，很有礼貌地告退了。
后来，在刘晓庆出现税务问题之后，她逢人便讲，说我帮税务局搞她的鬼，把她所有演出的场次和所得都提供给了税务局。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主任。
从他那听到这件事后，我火冒三丈地对他说，“你去告诉刘晓庆，如果她再跟别人说这样的话，那我就真的要说了，我会配合税务局来查你，而且我还告诉你我怎么查。第一我……第二我……第三我……”我把我可能采取的行动都告诉了那个人，请他一定替我转达。
也可能我这些话的确击中了刘晓庆的要害，我怎么能不知要害在何处呢？这个消息传过去之后，终于使她闭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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