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义的人做朋友呢？
好了，既然这样，事情也就简单了。厂里一方面出面请了武警；一方面通过方方面面的人来调解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六月二十丸日。
厂法律顾问陈某某来电话。
陈是反对请武警介人家庭私事的，但迫于厂里的决定，也没有办法。他打电话来通知我这件事，还说，他已经当面问过刘晓庆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钱全取走了。刘晓庆当着他和聂某某表示，她知道这些钱里有我的，之所以提走，是怕我用这些钱来跟踪她，所以她先提出来，到时候再还给我。
本来这件事有陈某某和聂某某两个人作证的。可是后来在法庭上，这种罕见的有证人的证据也不能被承认。
陈某某还来电话通知我，在七月四日的厂委会上，由厂方出面为我和刘晓庆调解。
那一天刘晓庆如约来了，当着副厂长宁某某和法律顾问陈某某的面，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当然也包括财产问题。
刘晓庆的谈法很直接。她问我：“你要多少？”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说，“现在不是我要多少的问题，而是首先应该确认我们家里的财产有多少的问题。如果我要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我产生误解。有两点：第一；我并不想要全部财产的一半；第二，你的金银首饰我一概不要，那和我没关系，现在我们俩应该谈一谈我们家里究竟有多少财产。”
刚刚谈到财产问题的时候，刘晓庆还没有回避。可是，当我每次都清清楚楚他说出家里有多少钱的时候，她的情绪又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我想，那时她也许产生了一种被人剜肉的感觉吧。虽然到最后，刘晓庆恼羞成怒，谈话无法进行，但是，在她恼羞成怒之前，我们还是谈清了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
本来我和刘晓庆的这次对峙，厂里都是有记录的。按理这份记录应该能够成为法庭证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还是不能成立。
总之那天厂方的调解是失败的。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两个混蛋，终于坐下来了。哼！只此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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