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走穴演出带给我们不少收益，但是，在那观众热情的掌声里，我仍然觉得很孤独。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我所钟爱的事情，我更喜爱的，还是电影。刘晓庆也赞成我的看法，她也认为走穴不过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权宜之计。因此，在演出的间隙，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电影剧本的选择上。
那个阶段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剧本，最后，还是选择了著名剧作家徐怀中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这个剧本是徐怀中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的一个故事。从小说公之于世到一九八四年我们准备把它拍成电影，这期间，有很多人看中了这个题目。国内的制片厂曾经先后六次把它列入了本厂的生产计划，特别是北影，特意为它组织了创作班子，而且还去了外景地。后来，都是因为民族问题比较敏感而下马了。
当时，我和刘晓庆只是想独树一帜。我们深深地被故事中的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吸引了，而已。那种希望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使我们选择了这个剧本，根本没有去想可能出现的后果。
回想一下，我们当年上《无情的情人》的那股热情、真的有些像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们的心态，好像一下子就能跨入共产主义一样，可是，如果没有这股热情，也许《无情的情人》永远不会被拍成电影。
那时，我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朋友们凑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怂恿，使我个人的信心也不断地膨大。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有后来分手的遇某某和她的丈夫吴某某，这个人很可爱，具有神奇的先见之明，很有见解。
大家选定了剧本，可是怎么把它搬上银幕呢？
这又谈到了一个关于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早已在社会上风靡了的那种制片人制。
说来也很有意思，在我和刘晓庆分手以后，有一位记者来采访我，谈到了关于谁是中国的第一个独立制片人的事。虽然我和刘晓庆已经分手了，但是不能因为分开了就不承认现实，我觉得这决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应该做的。
公正他讲，刘晓庆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实行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人。尽管后来很多人都希望把这个桂冠加在自己的头上，可是只要查一查电影局的资料，就可以知道，当初电影局为了删掉独立制片人这个字幕，还特意发了文件。刘晓庆当时的举动确实开了中国电影独立制片的先河。
当时，一些朋友都建议我们到南方去，因为拍电影，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办不到的。而当时改革开放的中国，真正的经济屯乙是在南部沿海地区。改革的延安是深圳。
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香港的郭氏夫婦。于是，我们带上了我们预选的制片主任程学钦，一行人马浩浩蕩蕩下了珠江。
到深圳下车后的第一站，我们住进了北方风味大酒楼，那里就是现在新都饭店的附近。
进入有冷气的房间里，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立时，我们就被香港那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惊呆了。
在大陆，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好的电视信号，而且，当时大陆的电视节目还是很单调的。虽然我们根本听不懂香港电视台的播音员在讲些什么，但是那种快节奏又新颖的节目形式使我们瞠目结舌。而且，这是资本主义的电视，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出现那种大家都知道的三级片？
出于各种各样的心态，刚放下背包的我们，一坐在电视机前，就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当然了，饭是不能不吃的。那一顿，我们和郭氏夫婦一起吃了北方风味的饺子。吃完了饭，郭氏夫婦要回香港了，刘晓庆特地拿出一千港币，托他们带些东西过来，尤其要托他们给我带一双鞋。那时，我脚上的鞋已经旧了，一直没有时间买新的。
可是。谁想到他们会给我带来怎样一双资本主义的鞋啊？。
饭后，我们和中共深圳市委进行了联系。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才纷纷向深圳涌来，所以，我们这种只报大名，又没有介绍信的投访也不足为奇。深圳市委把我们安排在市委招待所，也就是后来的新都宾馆的一号楼。一号楼是当时条件最好的住房了，也许是因为深圳市当时的市长对刘晓庆的表演及为人很欣赏的缘故吧，我和制片主任也沾光住了进来。
南方和北方真是不一样，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尘土。由于经常下雨，所以，空气中的灰尘都变成了泥土，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这些泥土还没有来得及干燥起来，另一场雨又翩翩而至了。
这里的植物也永远是那样的郁郁葱葱。那象征着生命的绿色，在阳光下发着油脂的光亮，不时地闪迸你的眼帘。
南方的雨也很可爱。不知什么时候，只需淡淡的一阵清风，就能够吹来一阵弱雨。在那飘雨的天空中，依然悬挂着神采飞逸的太阳。太阳的光芒照在细小的雨滴上，使那些弱小的雨滴也变得华光四射，像无数道金光从天而降，沙沙沙地轻打在那些绿油油的植物上。随之而来的清新潮濕的空气，一下子就沁人你的五脏六腑之中，让你感到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舒爽劲儿。
可是一转眼．那些细密的雨丝就不知躲到哪里度假去了，天边只剩下那依旧神采飞扬的太阳，把那些留在枝叶上的雨滴，变成了一个个光亮的珍珠。被太阳晒热的路上蒸腾出一阵阵濕雾，让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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