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下决心以身殉国，报效民族、我和那些在硝烟中倒下的战士们一样，都是一个兵，我可以站在一个士兵的角度去揣摩那些消失在战火中的无名氏们的心情。
每每走上这些炮台，我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流血。也许；我们的人民中有那么一些多愁善感的人，我仅仅是他们中的一个吧。
那些炮台都被炸毁了，中国的海岸线上所有的炮台都被炸毁而且，还不允许我们中国的军队驻扎在我们自己的海岸线上！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这就是那些号称具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国家们的所作所为。不让我们设炮台，就是不让我们在自己家胞大门口上安门，也只有这样，他们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们才可以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而没有什么非礼之嫌了。
沿海的许多炮台现在都成了耕地，好多地方几乎连残垣断壁都找不到了，在威海，遥望对面的刘公岛，你似乎能看到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军队在那里驰骋，似乎能看到我们中国的第一支海军在那里怎样被倭寇一一，日军打得全军覆没。
谈起这件事，不禁会感慨万分。每到一个地方，你的这种痛苦的联想就会不断地加重，你不禁会问，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会落到这种可耻的境地？
想起来，那次采景，心情真的非常沉重，而且，一次更比一次沉重，说起来也怪，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至今仍不能解释它有些朋友说这是我心理上的问题，也有些朋友说我这是精神上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那是真实的。
那是一天下午，我们从天津去大沽口。在大沽炮台，发现列里的许多工事都被炸毁了，有些炮台淹没在民居之中，有的早怎：被掏空了，看上去惨得不得了。好在大沽炮台是空军的一个雷达站，保存得还比较完好。
那一天，天上下着些许清雪。我和摄影师几个人走上了大沽炮台。
在大沽口曾经发生过两次战斗，值得高兴的是，在其中的一次僧格林沁指挥的战斗里，我们还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第一次把在那里登陆的英国士兵赶下了海，还把英国联合舰队的司玲击成了重伤。后来大沽炮台的工事也被拆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土墩子，上面有一个很落伍的老式雷达在旋转着……
我们站在炮台上，望着炮台前面那一块著名的滩地。
不远处的海里停了一艘巨大的船，听说是买来拆钢铁的。其他的地方便全部是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看着眼前的滩地。想像着英国的士兵被我们用枪和炮压制衣滩地上，趴在地上不敢起来，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偷偷地溜口刽再远一点的海面上，可能就是英国舰队抛锚的地方；而在我们的脚下的土地上．可能就忙碌着。喧嚣着、混乱着我们自己的士兵……呛喝声、喊叫声，汗水味、烟味、马尿的腥臊味……也曾经在这里弥漫着……
可是现在，除了一阵清风，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十分惆怅地走下炮台。带路的空军士兵告诉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弹葯库。于是，我们来到了那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一用黄土和着江米垒成的四五米见方的屋子，里面什么也没有，也就刚刚能让人直起腰吧！
我走了进去，希望在墙壁上发现什么痕迹，或者随手抓到一些历史的遗留物，可是，尽管我仔细地端洋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外面的人在大呼，“走吧！
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走了。
风依然是那样冷清洁地刮着，小雪也依然在轻飘……
大概就在我走出了三十米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向小弹葯库看去……就在那一瞬间，我真的看见，看见弹葯库的门口站着两个人，还有两匹马……
三十米的距离不算远，我看得很清楚，一个稍微壮一点的人靠门站着，在他身后的门房子上，依着一个略瘦一些的。他们的眉毛、胡子、发辫，还有他们那几天没洗的脸、都历历在目。他们的身上穿着黑色的棉袄、上面带着一点甲胄，衣甲还掖在腰上，手里翻着疆绳，牵着一匹橘黄色的豹花马和一匹稍微矮一点的红马。包括马在内，他们都在转头注视着我们这些即将离去的人……
在那一刹那，我禁不住大喊起来：“这是什么？你们快来看！
可是，当我再回过头来和同伴一起朝弹葯库看去的时候，却发现那里空蕩蕩的，什么也没有。
那是一个隂沉沉的下午。
我知道没有白天见鬼的道理，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说，我确实看见了。我一直不能解释这个现象，还是后来一位权威的朋友跟。我说：“由于你多日来积累了很多的想像，所以在某一瞬间，你才会产生幻觉。
“这个我懂，不就是幻听、幻视吗？可当时我真的看得很清楚，而且我是在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下。又不是在黑夜，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像去改变视网膜上的感觉？
我的朋友依然列举出一系列科学的道理来给我解释，但我却不这样想。
即使那仅仅是我的幻觉，我也知道，他们在注视着我。正是他们的这种注视，迫使我尽快地开始了《中国炮队》的拍摄。
我们选择营口炮台作我们的拍摄基地，这个沿海所有炮台里保存比较完整的营口炮台，是清代著名将领左宗棠守卫的，他也没有进行什么激烈的战斗，只是向日军开了几炮就撤离了。这些清代的炮台，这一百年屈辱的历史，在每个中国军人心中的分量会越来越重……
《中国炮队》导演阐述
我的一点思絮。
这里是大沽口炮台。营口炮台，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衙门之黄泥山炮台，乍浦天女己宫炮台……中国近代的战场，改变中华瓦族命运的地方。
我深深地不安了，不知是昔日先人英灵的呼唤，还是在列祖列宗面前的一种忐忑的愧感，久久地冲击着我的心肺。
久违了，我的先人。圣地。你没有丰碑，没有鲜花和歌声没有祭坛，甚至没有怨言……和那些修整一新。香烟紊绕的庙宇相比，你太冷清了，太荒凉了。
我给你们下跪，我真想嚎喝大哭，为了我们的祖宗，为了我们的同辈……
我们按照历史资料建起了清朝的营垒，树起了清朝的绿营大旗。当海风扯起绿营大旗，旗上的黄龙在咸潮的空气里张牙舞爪地奔腾的时候，我的心里好像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安慰。
说真的，谁也想不到，《中国炮队》的命运并不比《无情的情人》好多少。
首先，它在拍摄的难度上就增加了不少。虽然营口炮台还保留着原来炮台的骨架，但是真是拍起戏来，离剧本的要求就差了很远，外壕上一些日本人搭的钢铁工事要拆除，四周遍地丛生的芦苇要清理，中心炮台的坡道也要重新修建……最难办的是，在大炼钢铁的年代，炮台的中央盖了几个不伦不类的房子，样子很难看却是钢筋水泥的。根据当时的史料，炮台的外面还应该有一个几米宽，两米多深的水壕，如今也蕩然无存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我们一件一件地去做。幸好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调来了很多人替我们搭坡道、挖水壕……历尽千辛万苫，终于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在我们准备开拍的时候，厂里来人视察，带来了一个上面对这部戏审查的意见。
说起来，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不知为什么，这部戏和一本书联系起来。
台湾的一个作家柏杨，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不好意思他说，在当时我还无幸拜读这本“巨著”，可是，这并不妨碍有些人把我们的《中国炮队》说成《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的翻版。
他们还谈到了故事里的一个情节，就是当清军反击英军的时候，天上出现了月食，按照中国古老的刁俗，士兵们都停止了战斗，从隐蔽的地方站了出来，边敲鼓边呐喊：别让天狗把月亮吃了。这是寓言性的东西，意义很深刻，可是那些人却命令我们必须改掉。于是，这个情节就出现在另一个著名影片的结尾，而我们却失去了首先使用它的权利，人家大大方方地把它拿走了。“意见是非常明确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必须停机改本！”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蹲在外景地，让那些来自濕润南国的厂州同志可怜巴巴地在东北的营口陪我过着那漫长的到处是风沙的春天。
恰巧这个时候，刘晓庆要去法国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我把她送走了。本想親自到北京送她上飞机，可是，我在负责一个摄制组，而且大家的情绪本来就很不稳定，气可鼓而不可泄，在这种时候，我再陪自己的爱人离开，无疑对大家的情绪是一个打击。这样，在我们之间依依惜别的情绪里，又多了几分悲怆的感觉我想，为大丈夫的事业舍去儿女情长吧。
刘晓庆还是和以往一样，在车窗里拼命地向我挥着手，明显还在念叨着什么。我虽然听不见她都说了些什么，但能猜得出来，她在叮咛我一些注意事项。那一刻，我还很感动。
后来才知道，她是和姜某一起去法国的，而且是根据姜某去法国拍《花轿泪》的时间安排的这次行程，
咳！真是个傻老爷们！当时她心里不会愿意我到北京送她的。那样的话，我一到机场，就会发现是两个人一起去，这无疑会使她难堪、紧张。
当时我竟然还很感动！不能不说，刘晓庆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也许。当时她的心里也存在着不少歉疚之情吧！正是因为这种歉疚，使那时依依惜别的感情显得那样真挚。感情这东西，有许多时候连自己都说不清楚，我这个外人又怎么能说出刘晓庆当时的内心感受呢？反正，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了。
送走了刘晓庆，我和珠影厂的王副厂长一起研究剧本的走向，删掉了不少好戏，删得我们的编剧心疼得直跺脚，直嚎牙花子。
剧本终于改成了，但是已没有时间分镜头，只好按照当时香港流行的办法——现场分镜头。这样虽然给各个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却能抢出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因为依照军委的命令，配合我们拍戏的将近一个师的部队已经来厂，我们没有办法再等了，只能仓促上阵。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那个经历了大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炮台上，在那个驻扎过清朝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日本人的军队以及我们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的炮台上，我们点起了狼烟。
族旗猎猎，海风阵阵，近一个师的兵力被部署在到处是没膝的滩涂上，战士们非常准时地集合在出发地域，信号弹腾空升起，镜头前面的火焰飞舞了起来。
汪厂长親自带着一台机器在另一侧拍摄大场面，主角度就在我的身边，炮响了，一个个炸葯包在滩涂上爆炸了，身穿英军战服的战士们呐喊着队海滩上冲了过来……
机器开始转动了……
身后是几个负责指挥部队的首长，和那些负责和各个部队联络的战士们。在我的号令下，大家协同一致，开始了恢弘的大场面的拍摄。
我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导演，也可能对这种战争场面的调度一直是我潜意识里的一种梦想。那一天虽然我累得彼惫不堪，浑身上下布满了泥浆，但是心里却感到极大的满足，我兴奋得到处走动，和大家不知在说着些什么，感谢那些在泥浆里滚动着的战士们，感谢那些即使是在宽大的银幕里也找不到自己面孔的战士们。感谢那些和我过去一样的战士们，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
拍摄工作就像一套紧密咬合的大齿轮，一旦运转开来，很难使它们再停下来。从我打响了第一颗信号弹起，我们的拍摄就马不停蹄地进行着。
我依然会想起那些被忍痛删掉的好戏。
刘晓庆迟迟未回，我们拍摄的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这个时候，北影厂又让她参加了《红楼梦》的拍摄。为此，我不免焦躁起来。
记得有一次拍戏的时候，有很多人围观。
因为从来没有人在营口拍过电影，而且，由于我们把大炮台重新搭建起来，无疑修复了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又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便有一队队的孩子们举着队旗到这里来过队日。
我能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也不愿意伤他们的心，所以每当有孩子来参观的时候，我都尽量热情地接待他们，让他们站在后面，只要他们不影响工作就可以，因为，也许在这些孩子中间就会诞生一个比我还出色的导演。我觉得这是一个导演的基本风范，因为任何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那一天，也许是因为刘晓庆迟迟未归的缘故，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偏偏有一个人走来趾高气扬地对我说，“陈导演，我们有外宾参观，你能不能让他们进到圈里来？当时为了保证拍摄，我们拿绳子把参观的小朋友拦在圈外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是这个人却要求让他的外宾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
我回过头：“外宾？怎么会有外宾来？”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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