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日本外宾要来参观你们拍戏。”对方好像在下命令。
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当时，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请你把你的外宾带走，我的现场不允许外宾参观，特别是日本人。
也可能我的回答大出乎他的意料了，他不知该作何反应，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他的发呆却被我理解成蓄意抗拒我的意见，于是，我又放大声音对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说：“把他们赶出拍摄场地。”
制片主任免不了过来和稀泥，可是，他越和，我越火：“为什么我的现场要让外宾参观，外宾和我有什么关系，尤其是这些日本人，谁知道他们的父辈里有没有曾经占领过这个炮台的人”
我在那里大发其火，可把那些外宾吓着了，他们经过一番交头接耳之后，灰溜溜地走刀了。那个带队的年轻人显得非常气愤．但毕竟是在我的拍摄场地，他也没什么办法，只是很狠地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鄙视，也许他觉得我这个导演人没修养了。可是，他哪里知道，我的爷爷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有这样的血海深仇，我哪里又有心情对日本人客气呢？
刘晓庆终于回来了，她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回来后，二话没说，马上化装，来到了拍摄现场。这是她一贯的作风，也是许多电影人的作风。
由于季节已经晚了，我们做的御寒的棉衣成了捂汗的桑拿服。即使这样，刘晓庆也丝毫没有怨言，内且还依然用长布缠着头；我有很多次都注意到，汗水顺着她的耳根浙沥沥地流下来，们衣的针脚处涸出了她的汗迹，她在这方面真是没得说。
谁不心疼自己的媳婦呀！我不时地提醒她脱了棉祆到车上去凉快凉快，可她总是摇摇头，继续和大家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工作，她这种敬业的精神是她最大的优点。
即使是这样，我们之间不知不觉在许多事情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记得有一天，我早早地起来去化装室看、一看化装进行得怎样。
珠影厂的化装师正在给刘晓庆化装，忙得很厉害…
正在这时，门口有一位中年婦女操着四川口音对刘晓庆说：“刘晓庆，我们来看你了。你是我们家乡出去的人，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其实当时化装室里的确很乱乎，而且楼底下的车不时地鸣笛催我们出发，可即使这样，我仍旧不能原谅刘晓庆的举动。她回过头，冲着门口说：“看什么看？看你媽呢？”
那个满脸笑容的四川老乡哑口无言了，正在给刘晓庆化装的老化装师何于云也不免停下了手，看了这一切，我真想狠狠地说她几句，可是，因为有她的四川老乡在场，我还是没有爆发出来，只是很客气地对那位观众说：“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出发了对不起啊！我希望能为刘晓庆挽回些什么，可是看得出来，那位老乡感到非常伤心。”
劝走了那位老乡，我回过身把刘晓庆叫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劈头盖脸地冲她吼了起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她对你的人和艺术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你怎么可以那样跟她说话？她的年龄不比你媽小几岁。”
从我严厉的态度里，刘晓庆已经意识到了我的怒气，她也觉得刚才自己有些过分。
我指着刘晓庆的鼻子：“你不许这样，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你更不能那样没有修养他说‘看你媽呢’！她的年龄比你要长记多，又是你的老乡，而且是一个以你为荣的老乡，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那一天我确实很生气，我觉得受伤害的不仅是我，也不仅仅是那位四川老乡，还有刘晓庆。这样会毁掉她在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的妻于表现得像一个泼婦。
刘晓庆有一个长处，就是只要知道自己错了，就会马上认错。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选择适当的环境，那一次，刘晓庆没有认错，她只是低着头，走回了化装间…
化装室里一片寂静，里面的人一定电听到了我的吼声。
我坐在车里等着化装的演员出来，其他的人已经到现场去准备拍摄了。本来我应该坐第一辆车赶到现场的，由于刚刚跟刘晓庆发了火，我应该等她一起走。
刘晓庆和其他人一起上了车，看到我，她略微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抱着她那满是汗迹的棉衣坐到了我的身边。
车开了，明媚的阳光透过车窗照着我，也照在她身上，她无所事事地看着前面，装出一种悠然自得的神态，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其实，她心里很在意。
我转过头，对她说，“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该对你发火。”
刘晓庆的脾气很倔，这种情况下，她是很难向你认错的。她的目光仍旧停留在前方，可是，却悄悄地把手伸了过来，拉住了我的手。我知道，她原谅我了，她也知道错了。
又是一片晴朗的天空，又是一个忙碌的日子。我们在炮台上一次次地喊着“预备，开始”，汗水一遍遍地淌过刘晓庆和所有演员们的面颊，我们在忘我地工作。
这个时候，北影厂的老厂长、《红楼梦》的监制汪洋，一次次地来电话催刘晓庆去上海——《红楼梦》的外景地，我们不得不连轴转着给刘晓庆抢时间。事情就是这样，好演员总是被大家抢着用的。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宾馆的后院搭了一个帐篷。这是故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这时，《芙蓉镇》的拍摄工作已经结束了，可是，事情却不会随着一个摄制组的解散而结束。
那一大，我们又忙着抢刘晓庆的戏。因为她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把刘晓庆的戏抢完，这样，刘晓庆离开之后，我们再拍几场戏，就可以把这个场景拆了。如果不能按时拍完的话，这个场景就要保留很长时间，我们还要专门派人来守着它。
“导演，你的信。”组里负责取报纸的人递给我一个小小的油皮纸信封。
“我的信？”我正在和摄影师谈镜头的处理，随手接过信，放进了褲子后面的口袋里。
戏讲完了，开始打光，这个时候，导演已经没事了，我坐了一边，拿出了信封…
信封上写着：“陈国军先生收”，寄信人是“内详”，字迹很陌生。
我随随便便地打开了那封信，里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张三十二开的纸，上面写着：
陈国军同志：
作为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妻子刘晓庆已经和姜某发展得起出了一般关系，我想，我这个“超出”的所指，你是明白的，
你的朋友
这封信在后来和刘晓庆打官司的时候交到了法院，法院的人把这封信收走了，没有还给我，但信的大意我记得清清楚楚。
不知为什么，看了信之后，我十分冷静，这不大可能，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两个差十二岁。
十三岁，我对这个年龄印象非常深。
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开忆苦思甜会。一个人来控诉时讲，邀到地主家作丫鬓，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地主霸占了，而且，十二岁的时候就生了她的第一个儿子，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十三岁是一个女人生育的年龄，也是一个母親和一个儿子相差的年龄，十二岁，她几乎可以做他的小媽了，怎么可能跟一个比自己小十三岁的男人谈恋爱呢？
现在看来，我真是过于传统了，但是当时我确实不相信，因为在戏里，她和姜某演一对夫妻，难免会经常在一起接触、聊天；而且，我是演员出身，对于这种对女演员的街谈巷议，我是十分清楚的；更何况，我和刘晓庆有那么深的感情基础……
怎么可能呢？这绝对不会的！
我不相信。不是因为十三岁，也不是因为有名没名，而是因为我坚信刘晓庆的为人，坚信我们的感情。而且，在我们当初相好的时候，刘晓庆就提醒过我，或许以后因为工作的原因，会有这样部样的传闻，让我不要去信，我也答应过她不信这些传言的．但我也曾经跟她说过：“如果你不爱我了，你坦率地跟我说，我想我会理解。
我根本不相信我们历时八年的感情基础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会受到挑战，而且我相信刘晓庆对我是坦诚的，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她早就跟我打招呼了。
看完了信，我就随手把它扔到了一边，还是后来我的场记捡了交给我的，当时，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照明过来说：“灯光布好了。”
“好，”我对大家说，“准备拍摄。”
我们终于在十点半的时候把戏赶完了，刘晓庆离开去卸了妆，又回来跟我告别，我笑着看着她，随手在口袋里摸着，想把那封信拿给她看，博她一笑，可是，信已经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们只好相互叮咛了几句，就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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