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醒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来看这些病态的决定时，它们便像影子一样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一切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切实际，而他和她又远远分开，仿佛世界上所有险峻难攀的高山都耸立在济贫院路和索萨斯路之间。啊！阿马罗神父已经遗弃了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不想失去他在教区内的权益，上司的器重……可怜的她！她觉得自己将永远不幸，永远失去生活中的一切乐趣。她仍然渴望着对阿马罗神父进行报复。”
作者就是用这样细腻的笔法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全盘暴露给读者的，阿梅丽亚既有少女羞涩的感情，又有反叛严酷现实的思绪，对阿马罗神父既有爱的一面又有恨的一面。阿梅丽亚这个人物就是在矛盾的思想基础上被写活了。正因为阿马罗和阿梅丽亚这两个主要人物被塑造得如此逼真、细致和贴切，《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的反教会的锋芒非常锐利但又并不外露，可以说是以情取胜，避免了说教。在葡萄牙现实主义刚刚萌发的时期，能够摆脱稚气，写得如此成熟，这是非常难得的。很明显，我们可以察觉到作者在创作时尽量避免了当时盛行的边叙边议的手法。全书之中没有一句作者的评议，因此情节发展得非常自然，一环紧扣一环，全无作者主观雕琢的刀痕斧迹。尽管如此，作品仍然带有初期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作者并不完全以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为满足，唯恐读者不能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一定要想办法表明自己的观点。埃萨·德·克罗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作品中找到了一位代言人——医生。让这个人物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发表了几段对人生、社会、宗教和政治的议论。虽然这些议论是切中时弊的，但在结构上则显得勉强和累赘。为什么作者要借医生的嘴来发表议论呢？原因之一是上述的理由——作者要寻找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二是由于作者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崇拜者，崇敬自然科学，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改变世界和社会。他以医生作为代言人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医生的议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葡萄牙之前，作者的思想应当算作是比较进步的和科学的。
在为阿梅丽亚接下了私生子之后，医生谈及了他对整个葡萄牙社会的意见：“现在我已经把这孩子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你们诸位先生（我所谓的诸位先生，指的是教会）就会把他牢牢抓住，在死亡夺去他的生命之前绝不会放开他。另一方面，国家虽不像你们这样贪婪，却也不会忘记他：所以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从一生下来直到最后死去，便一直生活在教士和警察之间。”
当论及对教士的教育和培养工作时，医生讲道：“这种教育完全是由那些荒谬可笑的蠢人控制的：他们反对自然的最合理的要求，反对理性的最高尚的才能。用这种办法来培养教士就是要制造畸形的人，这些人在其不幸的一生中必须跟宇宙间两种最不可抗拒的力量进行一场绝望的斗争：物质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我在讲述真理。对一个教士的教育包括些什么内容呢？第一，使他对禁欲和童贞做好准备；也就是要把他最正常的感情粗暴地压制下去。第二，绝对不可让他接触到可能动摇其天主教信仰的一切知识和科学；也就是要把对各种自然科学和超自然科学进行研究批判的精神强行压制下去。”
作者在这里借医生的嘴指出了教会对人性的践踏，对科学的反动。
医生论及教会与国家关系时说道：“从前，教会就是国家；现在，它只是为国家所容忍并受到国家保护的一小撮人。过去，它在法庭上、在王国政府的各个委员会中、在农民的争执中，以及在海洋上，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它发动战争，操纵和平；今天，政府的一个代表所拥有的权力就超过了整个王国的教士所拥有的权力。……过去，教会非常富有，拥有农村的整个地区和城镇中的所有街道；今天，它要依靠司法大臣才能得到每日数目有限的面包，而且还要在教堂外面乞求施舍。教会的成员过去都是从王国的贵族和最显赫的家族中吸收来的；今天，它必须老着脸皮到济贫院的弃儿中间去找些男孩子来培养做教士。”
这里叙述了教会在葡萄牙社会上兴衰的历史，也揭示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医生的这几段话实际上便是作者在作品中用艺术形象已经说明了的问题。所以医生所论述的这些问题在作品中是不必要的，因为作品已经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讲明了这些问题。故此，医生的长篇大论不仅未能给小说带来内容和形式上任何光彩，而且显得那么生硬，与全书的笔调也不协调。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缺点和败笔的话，这一段便是个例证。这也是葡萄牙早期现实主义作品的通病。
陈光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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