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对于一个虚弱的男人而言,当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四个健康的孩子和他生活在一起,没有债务,在银行里有三千多美元的结余时,即使真正的危险正向他靠近,他也不会处于战争之中或者面对任何事情,然而,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中,我都是如此的不知所措,以至于我根本无法看着科伦,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这样一幅令人迷惑的画面:科伦正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在镇上银行的柜台前上班,而我则是那里每早的第一个顾客,我等在那里,当她打开窗帘开始营业时我正好盯着那扇窗子。
全部情况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寄出了四十多封求职信,在冬天里全都陆陆续续地遭到拒绝,之后的一年,我便处于无措之中。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对我来说全是模模糊糊的,因为科伦处理了所有的事情。她为我们找到一个房子并租了下来,把孩子们送进了新的学校,每天为他们准备午饭,用她自己的钱给他们购置衣服。也就是说,她每个星期拿钱回来,让房间里塞满了别人的孩子,她像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我从未搞清楚他们的名字或同他们的父母交谈,因为我把自己隔绝在楼上的房间里,在那儿,我在枕头上打发白天的时光,当夜深人静时便下楼去搜寻食物、寄出信件。到孩子们上床的时间时,科伦会把他们送来透过关闭着的房门向我道晚安。杰克总是在黄昏左右时来。他会摩拿着我的门对我说:“爸爸?是我,杰克。”而我则觉得我已经把他遗忘了,他正对着另一个人说话,一个在他将来完全长大时要介绍给我的人。
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处境在开始时就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当冬天的某个时刻,事情变得很清楚,我将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时,这一切才明朗起来。我已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成罐成罐的拒信,其中包括两封来自爱德华和加利福利亚的公立大学,而在我境况尚佳时我对这样的学校是不屑一顾的。就在我遭到最后的拒绝前,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向我求助,他因为错过了好几班的课而无法完成自己的一项戏剧毕业计划,他的绝望使我终于睁开了双眼。他请求我帮他求求情,于是,我给院长挂了个电话。院长听了一会儿后告诉我,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改变已做出的决定。“听着,”他回答说“他也许是一个出色的人和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我们有关于修课的规定,那是极其严格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优秀演员,他们中成百上千的人正排队等着每一个角色。”
这些字眼——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被这些话击倒了,我知道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就是美国未来的写照。它们意味着我们也不需要更多的教授了,不需要更多的医生或律师了。在每条路的入口处都挤满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充满智慧和冲劲的人。有些人是从一个绝望的开始来到那儿的;他们精力充沛并如同钉子一样坚硬。有些人仅仅为了站在门外的房间而奋力拼杀。我彻底崩溃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之一是和布雷弗德就此进行了争论。我告诉他一个在少年棒球联盟工作的人过去告诉我的话,他说,总有一天,受压迫的、受屈辱的人们将尖叫着涌进快艇俱乐部、乡村俱乐部、网球俱乐部、预备学校和名牌大学里,把刀架到我们孩子们的脖子上说:“交钱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拥有好东西的时间太长了。”
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们已被宠坏了,只因为我们有为美好的事物工作的机会。“而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我说,“要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旦他们决定站出来争取他们的机会,他们就将为了早餐而吃掉你我这样的家伙。你当然记得进入医学院校的竞争,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人是为了一片面包而战斗。你总有一张安全网罩着你。对了,我记得你的老布克车后储物箱里你父親的信用卡。如果事情变得更糟糕的话,有人会从后面把你提溜起来的。”
在关键的地方,我不再和布雷弗德说下去了。当他或别人打电话来时,科伦便告诉他们我正在打肫。
我对家庭运作的唯一贡献是上街购物,每个星期五,我都到斯卡博拉的崭新的、闪闪发光的商储中心去。这是一条长廊,里面陈列着美国最好的商品和货物,我在镶着镜子的过道里来回晃蕩,就像一个一点也看不懂文字说明的移民一样。所有包装得鲜亮动人的商品都像一幅令人晕眩的蒙太奇画面,没有缝隙、光彩夺目,这使我忘记了科伦要我所购买的东西。我成为商品广告的猎物,情不自禁地以双倍的价钱买下同样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阅读着上面的说明,相信每一个字都是庄严的承诺。我根据包装来选择货物,希望这些明亮的色彩能驱走我家中的黑暗,照亮我们幸福生存的归途。在交款处,有时我会失去所有的自制力,禁不住地在收款员面前两腿发颤,慌忙逃离我的购物车。
在这段时间里,科伦没和我打任何招呼就和我以前的学生比利保持着联络。就在圣诞节后,比利的生活又出现困境,他再次进入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门诊接受治疗,他被诊断为患有临床抑郁和强迫症行为。一个月后他出了院,请求在完全康复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科伦在地下室里为他收拾了一个房间。在比利到来前的那个晚上,我发现她把孩子们画的画挂在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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