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浪费。
罗博25岁，是一个强壮而出色的木工，他有着滑雪运动员般粗犷而漂亮的外型，他吃他岳母做的法国饭菜，把它装在容器里带来，用木头碎片垫着放在地板上的加热器上，这样，他的食物到中午时还是热的。他曾在爱尔兰打高尔夫球，他温柔地谈到很久以前和他父親一起打猎和捕鱼的经历。他坚定地相信美国人应对他们的生活负责，在发薪日，从他打开他的支票看他交了多少税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情就总是糟透了。
马克是一个虎背熊腰的高个子男人，也是二十几岁。在他结婚并自学建筑以前，他曾周游过全国并想上大学。他耐心而说话温柔，有着一个将在圣诞舞会上自愿担当圣诞老人的可爱性格。他的特长是精细地完成工作，比如说做橱柜和家具，而且，他有着如此真实和准确的眼睛，当我们做平衡和测量工作时，我们都依赖他。
卢克，正年届三十，把他在凯尼恩大学的文科教育都用来学习如何与铁、木头、混凝土、电、泵、引擎、爆炸物和重型建筑设备打交道了，他的知识为他在员工里赢来了唯一的头衔——项目负责人。更衣室里的书桌属于他，他所有的时间都呆在那儿，了解新的建筑材料和设备，那是我们其余的人都只能梦想的温暖之地。他有着电影明星般的好看的外表，穿着极其漂亮的服装，这有助于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划出界限。
盖伊，一个50出头的害羞的法国籍加拿大人，驾驶着一辆古老的淡蓝色敞篷车，上面塞满了一个人工作和生活所必须的东西，包括他带来的午餐沙丁鱼。他是一个巡回木工，有一双灰白色的、思索的眼睛，他有着惊人的渊博的知识，别人就像请教乡村医生一样请教他。
比利三十好几了，有悲哀的眼睛，沉默寡言，像公牛一样强壮。70年代末，在波士顿大学那些辉煌的日子里，他在那里打冰球，然后，他应邀参加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奥林匹克选拔赛，他所在的队击败了上界冠军俄国队而夺回了金牌。
拉里有着拉雪橇的狗的心脏，他的工作超过了任何人，我们全都对他感到惊异。他34岁，除非他满头满脸都是汗和灰，他是不会真正地开心的，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十分渴望快点喝完咖啡，如果有人正好送给他适合的工具的话，他就像要出去做一个开膛手术似的。作为一个威克林业学校的毕业生，他只有在被迫做图纸工作时才会失去对工程的耐心和感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出生在电发明之前的年代更让他满意的事了，那样，每项任务都会艰难些。
我是这儿的新手，在更衣室里，我因为是一个教授而被人们取笑。我一早都在做油漆的工作，干完后，我来到更衣室吃午饭。“你漆了什么？”马克问。
“车库门。”我说。
“你在门上得到什么了吗？”他说。
他们常常取笑我的靴子。他们把它称为骑马靴。“你今天把马留在哪里了，教授！……我打赌你需要一双那样的高筒靴去上课。”
我的靴子是凯尔那天停在我旁边问好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它们适合于高尔夫球场，但穿着这样的靴子你是无法过冬的。”他说。我在运木头，为了和他说话，我放慢了工作的速度。他告诉我他早晨去看医生了，因为他小便时有毛病。
“你老了，就得停止工作。”他笑着说。他知道拉里，相信他是那种将拯救美国的人。“他信任手下，”他告诉我，“他会付给你们他薪水一半的钱，夏天时他带着剩下的钱离开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因为这是对的，即使这会花掉他一些钱。”
一天，在更衣室里卢克对我说：“一旦你开始盖房顶，我们就必须在你进来喝咖啡前刮掉你身上的冰。”
比利听见后开始模仿钉木顶板的声音——“叮当、叮当。”有人说，“希望你找到好点的靴子。”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害怕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盼望那项工作。三星期后，我完全显示出我所有的不足，现在我大多数的日子做的工作都是把木屑扫成堆、把木屑堆放进垃圾罐、把垃圾罐拖到拉里的卡车上、然后驾驶卡车运到垃圾站。不管拉里多少次地告诉我我所做的工作有多好，让工作地点保持干净是多么重要，因为这反映了一个公司的形象，我所知道的就是，我是一个1小时15美元的垃圾工，偶尔会做一些运木头和把钉子拔出木板的工作，而且，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冷、衣服和别人的一样脏，但当我到更衣室喝咖啡休息时，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总是看着比利，心里盘算着，他不和我说话是因为他在建一座房子，他还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是多么讨厌。这就像站在忙碌的大街上、在冰冷的风中读一本书，卡车呼啸而过，我一篇又一篇地读着，试图在喧闹和寒冷中抓住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然而，读了一段又一段，故事仍然没有开始。我坚持寻找着我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向前运动着的、将加到这座房屋里的东西。然而事与愿违，我数小时地砍切着我不钉的木板，在一天结束后，我把不要的木头堆成堆。我远没有处于整个运作的逻辑中，以至于我没有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造两座房屋。一天，我曾问过盖伊关于通道旁汽车道上正建造中的漂亮房子的事，我以为那是邻居的房子。它已架构好并修饰过了，似乎除了门、窗户和侧板就要完工了。“那儿？”盖伊说，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门房。你知道，车库。——
麻烦在于，每当给我一份真正的工作时，我都要出错。有四天，我在地下室里工作，加固地板托梁。托梁是2乘12的规格，每隔14英寸就有一块，它们必须用木条来加固。我总是锯得太长或太短。最后，我放弃了电锯，用手来做。每次，当地下室的门打开，光线从外面像长长的隧道尽头的光一样射进来时，我就丢掉手锯，装着像使用电锯似的。这工作应两天做完，我做了五天。而且。我每天都冷得发木，潮气从我的脚底渗进骨头里，所以当我回家时，我觉得我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
房子正在建造，证据就在我的眼前，为了完成拉里分配给我的工作，我在那里每天10个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但我正等待着我想象中意大利石工每晚回家时的那种意图和满足。这儿有三个我把他们看作是父親、儿子和神圣的祖父的人，我喜欢看他们建造围绕地基的花岗岩墙。每天早晨，他们在一辆卡车上到来，最年轻的那个人在车后。老人先下来，直接走到大堆的石头处，他站在那儿，直到另两个人走到他后面。然后，好像他在睡梦中已梦见了石头的形状似的，他盯着石堆，慢慢地指出那些他认为放在一起会适合他们当天将要工作的围墙部分的石头。较年轻的男人，他的儿子和孙子，把那些石头收集起来，慢慢地移到脚手架下，他们在那儿工作到黄昏。还有几桶水泥得升上去，每当我看他们时，都觉得这是最难受的工作，这使我感到我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多么的舒适。在早晨最初的几缕晨光中，当他们拿起他们的泥刀时，我看见圣徒圣克里斯托弗①的大奖章在闪烁光芒。我想知道，在他们一块一块地放石头时，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边工作边听着录音机上传出的好听的歌曲。汽车牌照上写着“麦克和麦瑟”，每天中午，我看见麦克驾车离开，一小时后又回来。
①圣克里斯托弗：生于三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教殉教者。——译者注
不久之后，我认识到，我如此仔细地观察麦克是因为他像我童年时代的父辈们。我害怕变成那样的人。但我怕的是什么？沉闷单调的工作？追求女人时竞争不过一个打着丝质领带的男人？或者和渴望的不超过一个搅拌水泥的男人的女人结婚？在我还是我父親的小儿子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住在50年代典型的、肩并肩靠着的相同的房子里，母親们一头卷发。我们的父辈理着帕特·布恩似的发型、当他们在户外做着季节性的杂活，耙地、割草、油漆。铲雪时，他们的嘴里哼着大型乐队的摇滚乐旋律。他们首先是工作的人，这高于一切，所以，他们的夏季旅行，他们的新车，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地下室——所有一切等同于真实生活的东西，都尽可能地服从于工作。他们把工作作为生活，没有一个人谈论有关焦虑、家庭暴力或酗酒的问题。当然，这些肯定存在着，在街上，在隔壁，在过道，然而，那是一个隐藏自己的痛苦而不是把它作为娱乐卖给欧普拉的时代。在我的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父辈们是一群疲倦的男人，他们完工后穿上白色t恤衫喝啤酒，他们的肌肉泛着光。
一天中午，看着麦克钻进卡车回家吃午饭，我想起了我最好的朋友的父親；每年夏天，伯克先生都要到纽约州北部的手指湖渡两周的假。总是八月里相同的两周，总是相同的湖，相同的小屋。就像一个船长，他每次旅行都记有日记，每年夏天他在完全相同的时间离家，在库柏镇的棒球名誉会馆刚好停留二小时，沿途在相同的加油站和餐馆停留，并只停留和前一年夏天一样长的时间。他努力踩着前一年、前八年夏天的钟点来行事。我记得那是六年级时，我和他儿子在放学回家的途中，停下来往铁水塔里扔石子，当时他儿子告诉我的。这个故事一定和我已有的关于这些男人的一些看法不谋而合。摩尔斯先生的后院有一个池子（不是那种陷进地里的真池子，而是一张金属栅栏，悲哀地躺在地上），有人偷了他池子上的家具后，他便开始在晚上把脸涂黑、把鞋擦亮，等在灌木后。阿德曼先生在他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拳击袋，有一次我们去侦察他，他用所有的力气将拳头击在凳子上，他抓住了我们。“从这儿滚出去！”他对我们大声尖叫。亚瑟·克罗斯比的父親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像火腿一样被绳子绑着的小个子日本男人，正被世界另一边的一队美国士兵拿去喂蟒蛇。那男人只穿着内衣内褲，在他脸上你能看到的只有恐惧。保拉·埃德蒙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车库的玻璃，她父親用羽毛球拍打她的头，球拍都打烂了。我恨他们所有的人，肯定地感觉到我比他们好、比他们机敏，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他们所有的人都困守在他们的牧房里，他们小小的草坪里。牧房——还有什么房子不比这些可怜的、用钉子钉在一起的、可替换的盒子们更像牧房？这是一个由文化人起的名字，好让这些人觉得自己像牛仔，像真正的个人。傻瓜。我把他们看成傻瓜。他们到我们用砖围成的小学校来开家长晚会，参观防放射性的房间，他们是如此的无知，居然相信在核战争爆发时，他们的孩子躲在教室里的课桌下就能幸免于难。
我不明白为什么挖掘工人要挖一个巨大的洞，这洞深四英尺、宽八英尺，横穿房前的整个地基墙，但每天晚上洞里都装满了从沼泽地里过来的水，我的工作是一来上班就爬下洞里打开水泵。一天早晨，我在一边滑下去，把冰凿破，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我打开水泵，然后回家换干衣服，我从高尔夫球场抄近道，以免被别的来、工作的人看见。
那天后来的时间我都在雨夹雪的风暴中搬运巨石。四分之一亩的地上几乎有一百块巨石，为了安装水管道，必须对它们进行清理，它们太沉了，搬不起来，所以我必须跪下来，用我的大腿一次推一二英寸。突然，天开始下雪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当我向上张望时，发现麦克正从脚手架上看着我。我停下来，低头看着下一块岩石。就像看见了真相，我一生都在观察像麦克这样的人，写下他们沉闷的生活，但现在，我想象着他正在写我，他今晚和他美丽的妻子躺在床上，也许突然点一支烟，在黑暗的房间里烟照亮她的脖子、她的胸部，然后告诉她关于那个整个下午都用膝盖推岩石的老家伙的事。“多么失败的人，你知道？在他那样的年龄。没有技术。什么也没有，上帝。”
我想他已说出了到现在为止我对自我认识的无知。所有那些我对像他、像我童年时代父辈们的人的评判，都要建立于成功的傲慢和特权的基础上才行。
我下班回家后和科伦、孩子们一起吃晚餐，雞蛋面条和豌豆。内尔极力想说服我让我们的狗吃一罐狗食。我心不在焉，心思离开了那里，思考着我总是去取悦于那些我认为高于我的人。我在想，像麦克这样的人，一个石匠，一定不会在科尔格特的英语系或任何别的地方去取悦那些女权主义者。他不会花力气试图使他自己进入那些看起来好一点、轻松一点的别的生活中。我又开始想《推销员之死》。我努力想回忆出戏剧的结尾，他们在那儿埋葬了威利·洛曼。我为我已把这部戏剧的复印稿和我的书一起扔进了垃圾站而发疯。晚饭后，我驾车到波特兰，到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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