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人。五世祖高原，在晋朝任安北将军、上谷太守、关中侯，蓟中有记载他事迹的碑。他的祖父高雅，从小就有美好的声誉，曾任州的别驾。父亲名洪，字季愿，任陈留王从事中郎。高闾贵显之后，被追赠为幽州刺史、固安贞子。
高闾很早就成为孤儿，但他自幼好学，知识渊博，精通经史典籍，下笔成章。年青时曾当过车夫，有一次他送租到平城时，自己写了个名帖前去拜见崔浩。崔浩和他交谈以后大为惊奇，便让他代写了一份辞谢中书监的表文。第二天，崔浩从送租车前经过时，停下马来喊高闾的名字，那些车夫们都十分吃惊。高闾原名驴，崔浩便替他改为闾，同时取了表字，于是高闾有了名气。和平末年，任中书侍郎。北魏文成帝驾崩时，乙浑专权把持朝政，朝廷内外，惊恐不安。文明皇后临朝听政，杀乙浑，召高闾和中书令高允进入宫中参与处置国家大政，赐给他爵号为安乐子。后来他和镇南大将军尉元领军队南下徐州，因军功而被晋封为侯爵。献文帝传位后，高闾被改为崇光宫侍御。高闾向皇帝上《至德颂》。高允认为高闾的文章富有文采和气势，因而推荐他代替自己，于是他便被献文帝所了解，让他参与议论朝政大事。
承明初年(476)，任中书令，给事中，常委派他处置机密要事。文明皇后十分看重高闾，所有诏书、命令、书信、檄文，碑、铭、赞、颂等各种文字都是他写的。太和三年(479)，朝廷派兵征讨淮北，高闾上表劝谏，指出有四方面的疑难问题，请求尽快回军。文明皇后说：“六军出发，如惊雷电闪，势同摧枯拉朽，何必担心有四难题呢？”他被升为尚书、中书监。淮南王他上表请求朝廷依照旧例断绝官吏的食禄，高闾认为如果不赏赐食禄的话，那些贪官就有借口任意为非作歹，而清廉的官吏就难以维持。朝廷传旨依照高闾的建议办。
孝文帝又召见王公以下的大臣聚集在皇信堂，让他们辩论有关忠和奸的区别。高闾说“：奸佞的人装出很有智谋的样子欺骗别人和办事，忠贞的人出于内心符合正道行事，这就像美玉和石头，可以清楚地区分出来。”皇帝说“：美玉和白石是同一物体而名字不同，忠贞和奸佞是名称不同却同出一理。寻求它们相同的地方便可以看出差异之处；如果只寻找差异点则往往失掉它们的共同点。因此，这种出处的同和异，表现出来的忠贞或奸佞，哪里那么容易区分清楚呢？有的先伪装成奸佞然而却为实现其忠贞，有的装扮成忠贞来掩饰其奸佞。就像过去楚国的子綦，后来的事情证明他是忠臣，然而他起初的表现难道不是奸佞的吗？”高闾说：“子綦在楚王面前劝谏，起初虽然顺着国君的话讲，但最终却进行忠告，这是先顺其欲好而后伺机劝谏，不能视为奸佞的表现。子綦如果不是权宜应变的话，后来的忠也就无从显示出来了。”皇帝赞许高闾的应对。
后来，他上奏表说：
“我所知的治国之道，重要的有五方面，一是文德，二是武功，三是法度，四是防固，五是刑赏。所以远方之民不顺服，便要修文德使他来归顺；荒远的狡诈之徒违抗命令，便播扬武威来镇服；人民不懂得作战之法，就要制定法律来加以整治；强敌轻易入侵，就要设立防御牢固的工事来抵御；遇到变故而克敌制胜，就严明赏罚制度加以激励。这样就能够开辟国土，安定四方，战无不克。北方狄寇，凶悍愚昧，如同禽兽，所专长者在于野战，所缺陷的在于攻城，如果能利用北狄的缺点，去掉他的专长，那么人数再多也不能成为祸患，虽即使前来也难以入侵内地。况且北狄散居于荒野草泽之中，随着水草地而迁徙，作战时便全家同来，逃窜时带着牲畜而去。所以自古以来讨伐北方，只挡其入侵和掳掠而已。历代所以成为边患的原因，在于他们出没无常的缘故。六镇分兵把守，敌人众多便难于应战，敌人逐个包围进逼，我军难以制服。古代周王命令南仲筑城北方；赵武灵王、秦始皇，修筑长城；汉孝武帝继承前代事业。这四代的国君，都是帝王中的雄杰之才。他们之所以共同采取这一措施，并非没有过人的智谋，或兵力的不足，而因为这实在是防御北狄最重要的办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今应当在六镇的北边修筑长城，以抵御北寇，虽然有暂时的劳苦，却有永逸的效果。靠近要害的地方，往往开有城门，在城门边建造小城，因地制宜安排退敌之策，多设弓弩。狄人入侵，有城可守，有兵可战。敌既无法攻城，野外抢掠一无所获，草料尽必定退走，终究受到惩罚。又应当从附近各州选招有勇力的壮士四万人，加上京都二万人，合计六万人，作为武士，在御苑内设立征北大将军府，选拔忠心勇敢而又有志向才能的人作为主将，下设官员属吏，分为三军，两万人专门练习射箭，两万人专门练习使用刀盾，两万人专门练习骑马用槊。修建战场，十天一演习。采用诸葛亮八阵图的阵法，作为平地抵御敌人的方略，让他们都明了如何更好地使用兵革器械，懂得接受旌旗的节制指挥。兵器精锐坚固，必定能够战胜敌人。让将领有固定的兵士，兵士有长期的主帅，上下相互信任，昼夜完全一致。七月间，征召六郡士兵万人，各带攻战器具，令台省以北各屯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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