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很高兴，因而对他说：“我期望你常以坚贞的青松激励自己的气节，在寒冷的冬天磨砺自己的意志，你应尽心尽力，报效国家。近日见到弹劾你的奏章，与我期望的相差甚远。你遭受这种处分，是因为我加予你的呢？还是因为宰相加给你的呢？还是因为你罪由自取？”李彪回答道“：我的罪过已经降临，完全是自己招致，实在不是陛下您加给我的罪名，也不是宰相无端给我捏造的罪状。我既然犯下这些罪恶，应该俯伏在东方的沼泽边上苟且生活，了此一生，不应再来到您的车驾前面。但是，承您不嫌弃，我敢冒惨死的危险来拜见您，不是为了谢罪而来的。”孝文帝说：“我想任用你，恐怕仆射李冲不同意。”孝文帝不久采纳宋弁的建议，准备重新起用李彪。适逢京城留台的表章到来，说李彪与御史贾尚审问被废太子元恂一案，颇有诬枉，请求将他关进监牢。李彪申辩自己冤枉，孝文帝也认为李彪没有这条罪状，派人去宽慰勉励他，并派牛车将他送到洛阳。遇到大赦，他得以免除刑罚。
宣武帝元恪称帝，李彪向王肃请托，又与朝臣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书信往来，并写诗酬唱应和，互相推崇。因而，李彪请求朝廷给他恢复旧职，参与修史，王肃等人答应替他呼吁。李彪便上表说：
“我魏朝据有中华，已有一百多年，历经将近十位皇帝，史官们的叙写记录，没有表现出我朝的强盛。加上东观倾毁，册籍多有损失，前代的美德随着太阳一天天落下而消失，善政伴着月圆月缺渐渐淡薄。所以，有谚语说：一天不记录，所有的事情都会荡然无存。至于太和十一年(487)，先帝和先太后召请著名的学士和知识渊博、见识高远的人，以充作功臣庙麒麟阁的人选。其时，忘去我的短处，利用我的一片心志，让我出入各功臣府第采访他们的言行，又授给我秘书丞的职务，我担任这个职务，也无所辞让。高祖皇帝下诏对我说：平和你高雅的志向，端正你手中的笔管，写史而没有章法，后代人怎么去读它？我奉诏尽力而为，不敢忘掉高祖的教诲。
“孝文帝承受天地的重托，继承祖宗开创的基业，大功还未完全告成，就大驾崩殂。天下万民，有如失天坠地。幸赖陛下您体察先帝圣明睿智的真心，继承他养育万民的胸怀，行为正大光明，可以普照万物；处事宁静平和，可以通好各邦。上天因而气清，大地赖以平静，真可谓圣明无比，是万民之首啊。《礼记》上说‘：善于行路的，想让别人跟着他走；会唱歌的，希望别人跟着他唱。’所以《左传》说：‘文王奠定了周朝基业，周公完成了建周的大业。’然而，孝文帝卓越的才能，伟大的功勋，陛下您美好的道德，圣明的智慧，与古代相比，毫不逊色啊！时间却一年年过去，难道不应昭彰于世吗？
“我认为史官中杰出的人才，大的可与日月齐光，小的可与四时并茂，所以，他的声音能够流传无穷，他的思想能照耀后代。因而，金石有可能消失，而文章却不会泯灭的原因，就凭借书籍记载啊！谚语说‘：相门还会出相才，将门还会有将才。’不是因为性情的遗传，而是行为习惯的影响。我认为负责天文、历史的官员，如有合适的人才，应该让他们世守其业。
“我朝的史官，职位高贵，俸禄优厚，却成日优哉游哉，无所事事，是福禄使他们没有作为啊！历史之所以不能被弘扬，原因就在于此。已故的著作官员有渔阳的傅毗、北平的阳尼、河间的邢产、广平的宋弁、昌黎的韩显宗，都以才华优秀被举荐，在解释典章，记录事实上作出同等的贡献，因为任职时间不长，都没有做出杰出的成绩。前著作郎程灵箈与他们同时被举荐，共同负责记史写史的任务，现在也调任别的职务，官职却不是他应该从事的。只剩下著作郎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任，然身兼两职，所以没有著作。
“我听说史书的繁兴，是由于国家的昌盛；《雅》、《颂》诗歌的出现，是由于统治者道德的完美。过去汉代的史官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好的东西而不记载，是你做史官的过错呀。’所以，人们能长久地看到美好的东西。孔明在蜀国，不重视史官的作用，所以长时间受到舆论的讥刺。《书经》称‘不要使史官空缺’，《诗经》上说‘担任史官一职要忧患国家和人民。’我现在虽然没有担任这个职务，然而，过去曾任过著作郎，所以，不因自己目前处境低贱而自卑，敢于讲出以上这些话。人们常说：‘最堪忧虑的是在其位的人却不知道干什么，能干的人又不在其位。’我难道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勉强非要再任史官的职务吗？我常常思念孝文帝给我赐名‘彪’的原因，远的把我比作写《汉书》的班彪，近的比成修撰《晋史》的绍统，根据名字探求实义，真使我欲罢不能。现在，我请求在京城中给我一处静谧的住所，整理国家的典籍，以实现我的宿愿。政府给我一定的人力物力，以满足我写史的需要。我虽然不能光大史书的著述，也不至于饱食终日。短则月内可以写就，长则三年就会有成效。史书的正本藏在麒麟阁，副本放在有名的藏书的地方。”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同意了他的要求。王肃因为他没有俸禄，经常赈济他，把他安排在秘书省，依照王隐的旧例，以平民的身份参与修史。
宣武帝亲自管理朝政，崔光上表说：“我过去被李彪举荐，与他共事多年。他的心志坚强，精力充沛，考证著述，不知疲倦。近来离开著述一事，多有荒废。最近又被起用，重新从事这一工作。他虽然年老，却更加奋发，写史的才识越来越新。如果恢复他的旧职，专门治史，毫不懈怠，一定能发扬《春秋》的治史精神，写成我朝的历史。既然先帝将重任委托给他，他又历任很高的官位，犯了微小的过失，一定能洗心革面。我认为应当任他为侍中，让他重新从事著述。”宣武帝没有同意，下诏命李彪为通直散骑常侍，负责汾州的管理事务。这不是李彪的生平所好，所以，他坚决请求，没有到任。后来，死在洛阳。
起初，李彪任御史中尉，被称为严厉残酷。他因为犯罪人的口供不好取得，就做了一种叫木手的刑具，击打犯人的肋部，因而，常常有许多人被打得多次昏死过去。朝廷曾派他去安抚汾州胡人的叛乱，抓住叛首后，他下令用鞭子抽他们的脸，以至活活打死。李彪有病，身上常常像长疮那样溃烂，疼痛异常。
李彪虽然与宋弁结下管仲、鲍叔牙那样深厚的友谊，宋弁任大中正，曾与孝文帝私议，仍将李彪流放到北部寒冷的地方，以处治他，一点也不想照顾他。李彪也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恼恨他。宋弁去世，李彪悲痛难忍，给他写悼文，极尽辛酸。郭祚在吏部任职，李彪想为儿子李志请求官职，郭祚只按旧家大族出身的子弟对待。李彪认为自己职位已至侍中，又兼任尚书，对郭祚说应该按无官职的王公贵族选拔李志，由于十分忿恨，所以怒形于色。人们都认为郭祚做的不对，郭祚常对别人说：“我与李彪是亲密的朋友，怎能不向着他，他又怎么能怨恨我呢？”任城王元澄原先与李彪关系不融洽。元澄到雍州任职，李彪找到他，请求让李志在他的王府中任幕僚。元澄很爽快地答应了，任李志为列曹，行参军的职务。当时，人们都称颂元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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