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阳门外。’根据《学记》记载‘：古代的帝王建立国家，亲近百姓，首在教育。’郑玄注释说：在内城则聘请老师担任抚养和教育的任务，为了使公卿大臣的子弟能得以学习；外城则设有太学，配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据此看来，国学在内城，太学在外城，是很清楚的了。我认为现在既然将县治迁移至嵩山鏶水，皇城建在伊水洛河之间，皇宫政府，庵观寺院，都应恢复原来的旧址。至于国学，难道能使位置错乱？探究一下过去的情况，位置应在宫门的左侧。至于太学，原来的基础仍然存在，照旧建筑就行了。
“另外，孝文帝在太和二十年曾下诏设立四门博士，在京城四门设立学校。我认为，自周朝以上，学校只有两处，或者在东面，或者在西面；或者在城内，或者在城外。到了周朝，学校一般有六处：老师居住内城，太学设在城内，四所较小学校设在郊外。《礼记》上说‘：周人赡养退职的老人在学校里面，学校设在都城的四郊。’《礼记》上还有记载‘：天子设立四学，太子年少就应入学读书。’注释说：‘四学，周代四郊的学校啊。’《大戴》《保傅篇》说：‘天子入东郊的学校读书，懂得亲近百姓要用仁爱；天子入南郊学校读书，懂得上下之间要讲信用；天子入西郊学校读书，懂得选用人才贵在道德；天子入北郊学校读书，懂得笼络贵族要用官爵；天子入太学读书，向老师请教治国之道。’周代的五所学校，在这里已经十分清楚。据郑玄注释的《学记》上说，周代则有六所学校，郑玄的注释说：‘宫内备有老师，使皇族和公卿士大夫的子弟求学；外面则设有太学，安排有管理学校的官员。’这就是证明。汉、魏以来，不再在四郊设立学校。谨根据前代的规矩，将学校设立在都城的四门。依照王肃的注释说‘：天子在四郊设立学校，距都城五十里。’郑玄的注释，却不说远近。现在遗留下来的太学的旧址，占地宽广。四郊的学校另有校舍，与太学相距甚远，检查督促起来十分不便。考虑太学和四门设立的学校，仍过于空旷，以我的愚见，合并在一起也没有妨碍。况且现在的典章制度，大多遵循古代各朝，不知道四学的设置应不应该完全遵循古代？希望能召集负责儒学和礼仪的官员讨论一下它们所应该在的位置。”
他出任青州刺史，为政懦弱迂缓，不能禁止奸淫偷盗；然而，却清廉寡欲，不屈服于公私势力的压力。回到朝廷，讨论制定法律制度，刘芳参酌古今情况，成为制定律令的骨干。其中很多条款的增删，大多是刘芳的意见。宣武帝因为朝廷礼仪中缺漏很多，这一切制度也都委托刘芳去修正。所以，朝廷中的婚丧嫁娶一类的大事，都向刘芳咨询访问。
转为太常卿。刘芳因为设置的皇帝迎接节气的五处郊社与日月的位置，距离都城的里数，与《礼经》记载不同；另外，对主稼穑的灵星和建立政权，制定了典章制度的周公的祭祀，不应该放在太常寺。便上奏说：
“我听说国家大事，莫过于在郊外祭祀天地，在郊外祭祀的根本，其实在于审定位置。我没读完所有的经书，不能博通今古，难道能向您推荐无知妄说，任意陈奏个人的偏见？我私下认为，设置的坛祠，位置的远近，据典章制度考察，或许未必恰当，既然是我的职责所在，请允许我陈说自己肤浅的见解。
“《孟春令》上说：‘这个数字是八。’又说‘：迎春在东郊举行。’卢植说‘：东郊是距城八里的郊外啊。’贾逵说：‘东郊，祭祀木帝太昊，距城八里。’许慎说：‘东郊，是距城八里的郊外啊。’郑玄《〈孟春令〉注》中说‘：天子坐在明堂内。’《礼经》上说‘：天子出城十五里去迎接新年。这大概是殷商时的礼节。周代的礼节，近郊共有五十里。’郑玄在其他注释中说：‘东郊距都城八里。’高诱说：‘在东方迎接春神的到来，是在离城八里的郊外。’王肃说‘：东郊距城八里，是凭借木的运数。’这都是说迎春郊祭在城外八里的明确证据。《孟夏令》上说：‘这个数字是七。’又说‘：在南郊迎接夏神的到来。’卢植说：‘南郊，是距城七里的郊外。’贾逵说‘：南郊，由火帝主宰，距城七里。’许慎说‘：南郊，是指距城七里之外的地方。’郑玄说‘：南郊距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社，是距都城七里的郊外。’王肃说：‘南郊距都城七里，是凭借火的数运。’这又是南郊的距城七里的确凿证据。《中央令》中‘这个数字是五。’卢植解释说：‘中郊，是距城五里的郊外。’贾逵说‘：中间的祭坛是祭祀黄帝位置，加上南郊，所以说祭祀五帝在四处郊外进行。’郑玄解释说‘：中郊，在于城西南的未地，距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的距都城五里的证据。《孟秋令》上说‘：这个数字是九。’又说‘：迎接秋神在西郊。’卢植解释说‘：西郊，在距城九里的郊外。’贾逵说：‘西郊，是祭祀金帝少昊，距都城九里。’许慎说：‘西郊，在距离都城九里的郊外。’郑玄说‘：西郊距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是距都城九里的郊外。’王肃说‘：西郊距都城九里，是凭借金的运数。’这些又都是说西郊距都城九里的真实证据。《孟冬令》上说：‘这个数字是六。’又说：‘迎冬神在北郊进行。’卢植解释说：‘北郊，是在距都城六里的郊外。’贾逵说：‘北郊，专门祭祀水帝颛顼，距都城六里。’许慎说：‘北郊，在距都城六里的郊外。’郑玄说：‘北郊距都城六里。’高诱说：‘北郊，是距都城六里的郊外。’王肃说：‘北郊距城六里，是凭借水的运数。’这些都是北郊距都城六里的真实证据。宋氏的《〈含文嘉〉注》说：‘《周礼》规定，王畿内千里之地分成二十份，其中一份的数字就是近郊。近郊距都城五十里，多一倍就为远郊。迎接天子的瑞气都在近郊。汉代不设王畿，则以它的方位数为郊祭的位置。所以，东郊距城八里，南郊距城七里，西郊距城九里，北郊距城六里，中郊在城西南的未地五里。’《祭祀志》上说‘：建武二年(26)正月，开始在洛阳城南七里设郊坛祭祀。参照西汉孝平帝元始年间的旧例，北郊坛设在洛阳城北四里的地方。’这又是汉代南、北祭位置的确凿证据。现在地址一定在这些地方。至于郊祭距城三十里的说法，既与郑玄援引的商、周两代郊祭位置的依据相违背，又与汉、魏两代成例相抵触。凡是都城以外的地方都叫郊区。现在计算四郊的范围各以四座城门的位置为起点，里程依据以上所说。
“《礼经》上说，朝拜太阳和月亮都在东门和西门外。现在祭日坛和祭月坛的位置，距都城的东部和西部，各有三十里路，我认为这未必实在。《礼经》又说：‘祭太阳在坛上，祭月亮在坑穴内。’现在，营造一如过去。《礼仪志》上说：‘建造高..祠在城市的南面。’不说具体的里数，所以，今天仍按过去的规定。
“祭祀主稼穑的灵星本来不是礼仪规定的事，从汉初开始，专门有祈田的活动，都由郡县进行。《郊祀志》上说：‘汉高祖五年，颁布诏书，书于史册，让天下建立灵星祠，祭品用牛、羊、猪，县和邑的令和长亲自到祠堂祭祀。’《晋祠令》上说‘：郡、县、国三级建社稷祠和先农祠，县一级再建灵星祠。’这些都是灵星祠建立在全国所有县的确凿证据。祭祀周公的庙宇所以特别在洛阳的原因，是因为他建成了洛邑城，所以在洛阳城世代不断受到隆重的祀典，人们借此表彰他的功勋。伯夷和叔齐的庙宇，世世代代成为洛阳城内的神祠。现在一起移至太常寺，恐怕违背了原来建祠的本意。天下这类事情很多，都应当命各郡县修理，好让众人祈祷求福。我私下认为太常寺所负责的郊坛庙宇自然有一定的规定，不宜随意掺杂个人意见。如果轻率地妄加营造，则不免会祠宇太多、祭礼过滥。周公祠和伯夷叔齐祠究竟设在太常寺，还是设在洛阳城内，最关联国家一体的大事，然而贵在考察它们的根本。
“我以庸陋低下的才能，错误地占有现在的职位，检括考证了过去的典章制度，广泛地采纳了大家的意见，既然没有异端邪说，认为勉强可以作为实行的依据。现在正值隆冬，公务较少，田野罄尽，农夫闲暇，迁移郊外祭坛，较为方便。”
朝廷下诏说“：所上奏议都有明确的依据，但是，前朝设置已经很久，可仍按旧制。”
原先孝文帝在代都命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王秀以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理钟磐和金、石、丝、竹等一类的乐器。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便上书请求让尚书仆射高肇和他共同管理这件事。宣武帝下诏让刘芳和他们共同主理。刘芳上表说，礼乐事关国家大事，不能擅行决断。如果不是博采公卿大臣的意见，广泛征集高才博学的读书人的建议，讨论其中的得与失，明辨是与非，就无法写进典籍，成为不朽的范式。建议被朝廷采纳，数旬之间，朝臣多次议论。当时公卿大臣都认为公孙崇专门负责礼乐已经很久，不应该有谬误，所以都一言不发。刘芳便引经据典，搜求过去的文献，与公孙崇互相质疑问难，持论都有确凿证据，认为长短优劣，各有差别，不符合范例。公孙崇虽然应酬解答，但不能很好地理解，所以，自己不能明白。尚书将事情奏给宣武帝，便下诏委任刘芳另外考证制度。于是，学者们全都向他归服膜拜。
刘芳因祭祀土地和谷物的祠庙内没有种树，又上疏说：
“按照《合朔仪》的注释：太阳如有变化，就用红色丝线结成绳子，在神社中的树上缠绕三圈。而现在神社内没有种树。另外，《周礼》中说大司徒的职责是：建造社稷内祭坛四周的矮墙，并立上田祖的神位，各用神社内种植的树木去做。郑玄解释说：‘做神位合适的树木，比如松、柏、栗一类。’这便是一个证明。再据《小司徒》《封人》篇谈封人的职责说‘：负责掌管设立君主祭坛四周的围墙，并装上门、栽上树。’郑玄注释说：‘这里不谈祭谷神的稷的原因，是因为天子在社内主持对土地神的祭祀，祭谷神的稷，是祭土地神社的分支。’这又是一个证明。另外，《论语》上说：‘哀公向宰我询问有关土地神的事，宰我回答说：‘夏后氏在社内种植松树，殷商时的人种植柏树，周代的人种植栗树。’这是根据土地情况确定的，因而，又是第三个证明。再则，《白武通》上说：‘社和稷内之所以要种植树木，为什么呢？是为了尊奉它，让人能看见它，使人一看就尊敬它，又能表彰土地神和谷神的功勋。’根据这种说法只可以解释在社与稷内种树的，却不谈种树与不种树，这是第四个证明。这里说的‘社、稷中为何有树’，然而，祭祀谷神的祠宇中有树是很明白的事。另外，《五经通义》上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其中的规定如何？’回答说‘：都只有围墙而无房屋，中间栽上树木。有树木的原因，是说土上能生长万物，万物没有超出树木的，所以种植树木啊。’这是第五个证明。这些告诫足可以解释社稷中种树的原因。此外，《五经要义》还说‘：祭祀土地神的社中一定栽种树木。’《周礼》中《司徒》篇解释司徒的职责说：‘将树分发给各社栽种，各在那里的土地上生长。’《尚书》《逸篇》说‘：太社内只种松树，东社内只种柏树，南社内只种梓树，西社内只种栗树，北社内只种槐树。’这是第六个证明。”这又是太社以及四方的社中种树有区别的证明。再看各家画的《礼图》，社稷图中都画有树，惟有诫社和诫稷中没有树，这又是第七个证明。
“虽然辨清了社稷中有树木的依据，但是，还没有弄清楚栽种的是什么树木。据《论语》中说：‘夏后氏种的松树，殷人种的柏树，周人种的栗树。’可见各代都不相同。而《尚书》《逸篇》中却说‘：太社内种的只有松树。’这样看来，同一朝内建立的社也各不相同啊。我认为应该栽种松树，为什么这样说？《逸书》上说：‘太社内只种植松树。’现在种植松树，不考虑会违背成礼。惟有祭祀谷神的稷中种什么树找不到现成的依据。稷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能离开松树吧。”
宣武帝听从了刘芳的意见。
刘芳沉毅静雅，端方正直，节操高洁，对于经典及阐释经典的著作大部分都很精通，孝文帝对他尤为器重，动辄向他询问。太子元恂住在东宫，孝文帝想为他聘纳刘芳的女儿，刘芳以女儿的年龄相貌都不相宜而拒绝，孝文帝叹服他的谦虚谨慎。孝文帝让刘芳举荐他们宗室的女儿，刘芳举荐他的同族兄弟之子刘长文的女儿，孝文帝为元恂聘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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