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管理，小麦登场，秋苗长在地里，蚕放在屋里，此时男女老幼都应该努力，那紧张的情形就像用水救火，就好像强盗将要到来。这样才可以使农夫不失去他们的本业，蚕妇能够完成她们的工作。如果游手好闲，晚出早归，好逸恶劳，不尽力从事农桑的，里正家长将他们的名字报到郡县，郡守县令随时予以惩罚。惩处一人，教育千百，这是明达智慧的地方长官的职责啊。
“田地必须春耕，夏种，秋收，然后冬天才能食用。春、夏、秋这三时，是农夫重要的月份。如果失掉其中的一个时机，就无法得到谷物而会没有吃的。所以先王告诫百姓说：‘一个农夫不种田，天下必然有人受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天下必定有人挨冻。’如果在这三个时候不明白它们的重要，让农夫们不能务农，是断绝普天下人的性命，赶他们去死。那些没有劳力，没有耕牛的人家，要劝他们互通有无，使得相互周济。
“为政不要过于琐碎，琐碎了就引起人们厌烦；劝课农桑不能过于简单，简单了人们就会懈怠。善于为政的官吏，必须根据时机而确定繁与简。所以《诗经》上说‘：既不刚烈，又不柔软，颁布的政令合适宽缓，各种福气都会到来。’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定会成为滥施刑罚，杀害无辜的暴政。”
其四是“擢贤良”，他说：
“现在的刺史、县令，都有幕僚官吏，这些都是辅助人员。刺史、太守都是由朝廷任命；州中的吏役以下的人都由刺史和太守自己选用。自古以来，州郡中的僚佐，只看他们的门第出身，大多不选择贤能的人；选拔低级小吏，只测试他的笔墨文字，并不考虑他们的道德节操。今后选拔人才，应当不受门第出身的限制，主要看他个人的才干。
“今天负责铨选人才的官吏，大多说自己管辖的地方没有贤能的人才，不知道应该举荐谁。这是不高明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见解。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古人说过：英明的君主振兴国家，并不要苍天送给他人才；道德高尚的人受命任事，不向土神和地神那里拔擢人才。他们常任用一个时代的人才，去治理一代的政务。所以，殷代和周代不等待后稷和契、尧、舜的大臣，魏、晋也不需假借萧何、曹参的帮助。孔子说：‘十家之中，就必定会有像我这样忠诚和守信用的人。’哪有拥有万户的都城，而却说没有人才呢？只是寻求得不勤奋，选择得不审慎，或授予的官职不得其所，任用的职务不能使他们施展才华，所以才推说没有人才。古人说：‘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今天那些靠智慧效命官职，行为在一方声名播远的，难道不是类似英俊杰出的人才吗！只要能勤勉而慎重地去寻找，去掉虚饰去追求实际，认真选拔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才而加以任用，不管有多少，都可以教化人民，谁能说没有人才？
“美玉未经雕琢，与瓦片和石头十分相似；好马没有奔驰，与劣马没有什么不同。等到将玉石雕凿磨光，骑上好马奔腾跳跃，美玉与石头，好马与劣马才能分开。那些贤能的人才没有使用，与平庸的人混杂一起，也没有什么两样，要交给他们事业，让他们担负任务，才能看出他们与那些平庸之徒完全不同。古代的吕尚垂钓，百里奚喂牛，宁戚扣打牛角唱歌，管仲三战三退的时候，那些凡夫俗子却怎么也不会说他们有无比贤能的才干；等他们进入朝堂，掌握重任，用数十年功夫，建立了不朽的事业，才会认识到他们是有奇异才能的人才。于是后世人称赞他们的声音不绝于口。人才必定从不出名到声名大振，功业必定一点点积累才能辉煌远大，哪有不委任给他职务他就能成功，不发挥他的才能他就能使事业兴旺发达？
“然而，要善于选拔官吏，一定首先精简官吏的数目。官吏数目少，则贤能的人容易充任。贤能的人充任，事情就没有办不好的。官吏数量多，必定会混杂进去不善良不贤能的人。混杂一些不善良不贤能的人，则政治一定会遭受损失。所以有人说：‘官少则事少，事少则人纯洁；官多则事多，事多则人员混杂。’
“选拔人才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然而获得时要慎重，任用时必须试用和考察，从他的住家到他的乡党邻里，都要调查访问，那么，对这个人的情况就会很清楚，贤与不贤就能区别开来。”
其五是“恤狱讼”，他说：
“要先用辞听、色听、气听、身听、目听五种方法审理案情，再参验证据，认真观察当事人的表情行迹，仔细识别案件的细节，使罪恶无所隐瞒，罪犯一定能够抓获。然后根据各种情况量刑，轻重都很恰当。
“先王的制度规定：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赦免有罪的人；与其危害善良，宁可利于邪恶。公开惩罚不一定准确，宁肯舍弃那些有罪的人不管，也不轻易伤害好人。今天从政执法的人都不是这样。他们搬弄法律条文，罗织周纳，巧为弹劾，陷人于罪。宁肯使好人受法律惩处，也不让有罪的人免于刑戮。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都喜好杀人，只是认为官吏严酷，可免去种种后患。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感情任意处治无辜，不考虑公正无私。这样奉行法律的人，都是邪恶的小人。
“如果是老奸巨滑，伤风败俗，背逆人伦，不忠不孝，故意犯罪的大恶大奸，杀一儆百，以使帝王的教化能够纯洁清静，施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以上两个方面，那么刑政就算很完善了。”
其六是“均赋役”，他说：
“国家如果没有钱财，就不能保存，所以三王五霸以来都有征税的制度。虽然赋税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而作用却是相同的。现在敌寇还没有平定，军务与国政的开支十分浩大，虽然无法减少，以体恤人民的疾苦，然而也应该在征收时平均，使百姓没有怨言。平均，就是不放过豪强地主，只征收贫弱无告的百姓们的赋税；不放纵奸刁巧伪的人，而加征那些诚实朴拙的平民。
“征收租税时虽然有粗略的规定，然而，斟酌交税人的贫富情况而确定缴纳赋税的多少、顺序的先后，都由家长里正提议，由太守县令决定。如果斟酌得宜，就会政情通达，百姓喜悦；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官吏行奸作弊，百姓叫苦连天。”
宇文泰对他起草的六条诏书非常重视，常常放在座位的右边。又命令百官们熟读背诵，各地的刺史、太守、县令不熟悉六条诏书和计帐的，不能做官。
自从西晋以来，文风竞为浮华绔丽，以后相沿成习。宇文泰想革除弊端，利用魏帝祭祀宗庙，群臣聚集的机会，命苏绰起草《大诰》，奏报天子施行。《大诰》行文朴实，内容丰赡，天子御批“钦哉”。从此以后，文章都按这种格式。
苏绰性情节俭，不经营家产，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因海内尚未平静，他常把天下的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广求贤才俊杰，共同弘扬为政之道。凡是他举荐的人才，都升到很高的官位。宇文泰也与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从没有别的想法。宇文泰如果外出巡游，常把预先签署姓名的空纸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事情，他就可以随时施行。回来后，苏绰只需让他知道就行了。苏绰常说治国的方法，应当像慈父一样爱护百姓，像严师一样教育百姓。每次与公卿大臣议论朝政，从白天到夜晚，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由于过度劳累，便积成疾病，大统十三年(547)在官位上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宇文泰十分悲痛惋惜，哀伤的情绪感动了周围的人。苏绰即将埋葬时，他对朝臣们说：“苏尚书平生谦逊退让，崇尚勤俭简朴。我想成全他平生的志愿，又恐怕庸碌之徒不能理解；如果给他优厚的馈赠和崇高的封号，又违背了过去我们相知相近的友谊。我进退维谷，拿不定主意。”尚书令史麻瑶越过座位进前说“：过去的晏子，是齐国贤能的大臣，一件狐皮衣服穿了三十年。他死后埋葬，齐主只派了一辆车，为的是不辱没他平生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清白，谦让自居，我认为葬事应当从简，以表彰他的美德。”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很对，因而举荐麻瑶到朝廷。苏绰归葬家乡武功时，只用一辆用布幔围起的车运载他的遗体。宇文泰与公卿大臣都步行送出同州的城郭以外。宇文泰亲自在灵车后斟酒祭告说“：尚书您平生做的事情，妻子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我了解你的意。本想共同平定天下，不幸你舍下我离去，我该怎么办？”因而放声大哭，不觉酒杯从手中失落。埋葬的那一天，又派人送去牛、羊、猪三牲祭祀他，宇文泰又亲自起草了祭文。
苏绰写了《佛性记》、《七经论》，都在世上流布传播。周明帝二年，让他配飨周文帝的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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