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欢迎吗？该雇员惯常和别的雇员打情骂俏、进行性挑逗吗？如果确实卷入了风流韵事，那么该雇员让其上司进入其寓所了吗？该雇员去医院看望上司吗？或者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时候去看上司了吗？或者有过表明自己主动愿意发生这种关系的行动吗？除此之外，法庭还要弄清该雇员是否明确告诉了其上司该行为不受欢迎，有没有向别人抱怨过这种关系，或者试图采取任何行动来避免这种不受欢迎局面的出现。对于在雇员地位较高、因而应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时，这一考虑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是的，你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部没有告诉。就我能做的判断而言，起码你没有明白地把此事告诉她。”
“我觉得不能告诉她。”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这是你案子中的一个问题。好吧，性騒扰的第三个必要因素是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最常见的性歧视是以此换彼——通过提供性方面的好处来保住饭碗或者获得提升。上司的威胁可以是明白道出的，也可以是含蓄的。我相信你说过，你认为约翰逊女士有能力解雇你。”
“是的。”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是菲尔·布莱克本告诉我的。”
“明明白白告诉你的吗？”
“是的。”
“约翰逊女士怎么样？那天晚上，她作过取决于性的许诺吗？她说过任何自己有能力解雇你的话吗？”
“确切地说，没有。但这种意思明摆在那里，空气里始终有这种味道。”
“你怎么知道？”
“她说过诸如‘只要我们在一起共事，就不妨来一点小小的乐趣’之类的话。她还说，我们为公司出差去马来西亚的途中她想做件风流事，如此等等。”
“你把这句话理解为对你工作所作的没有言明的威胁吗？”
“我把此话的意思理解为：如果我想和她相安无事的话，还是和她一起去为好。”
“但你不愿这样做？”
“对。”
“你这么对她说了吗？”
“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我们两人之间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唔，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这番话就很可能帮你立案，如果有证人的话。”
“可是没有证人。”
“是没有。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点考虑了，那就是我们所称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通常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产生的：一个人受到某一种类型事件的多次騒扰，这些事虽然本身并不具有性的性质，但却可以积累起来，构成以性别为基础的騒扰。我不认为你仅仅依据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断言工作环境不友善。”
“我明白。”
“你描述的事件本来可以是清清楚楚的，遗憾的是它却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转向騒扰的辅助证据。比如说，你真的被解雇了。”
“我认为实际上我已经被解雇了，”桑德斯说，“因为我正在被强行调离我所在的部门，而且我将不能参与分股。”
“这我知道，但公司提出将你横向调任这一举措使事情复杂化了，因为我想公司方面可以非常成功地辩解说：他们除了将你横向调任以外，并不欠你什么。他们还可以说：公司从来就没有许诺过要给你子公司独立上市时的金蛋；说子公司独立上市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个打算，将来的某个时候或许会实现，也可能永远实现不了。公司不需要赔偿你的希望，你对未来的某种渺茫的、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期望。因此公司会声称横向调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若拒绝，理亏在你。他们可以说你事实上是高职，而不是被解雇。这样一来责任就会推回到你头上。”
“这简直荒唐可笑。”
“实际上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假如你发现自己患了晚期癌症，6个月之后就会死去，你能要求公司把独立子公司带来的收益付给你的親属吗？显然不能。子公司独立上市时，如果你正在公司里工作，你就参与分股；如果不在，你就不能参与。公司对你的义务不会超出于此。”
“你是说我干脆就得癌症算了。”
“不，我说的是，你只顾忿忿不平，认为公司欠了你什么东西，而法庭不会同意这一点。根据我的经验，性騒扰指控往往带有这种特点。人们到这里来时忿忿不平，满肚子的冤屈，认为自己有某些权利，而实际上这些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
桑德斯叹了口气。“如果我是女的，情况会不一样吗？”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性騒扰很难证明，即使是在最清楚、最极端、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情况下，也难以证明。大多数案子发生时的情况都同你的案子一样：房门关着，没有目击者。结果只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空口指控。在这种没有确凿的旁证的情况下，惯常的偏见经常是对男子不利的。”
“唔。”
“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1/34的性騒扰案子是由男性提出指控的。其中大多数案子是指控男性上司的，不过有1/35的案子是指控女性的。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因为现在工作场所里女性上司越来越多。”
“这我以前不知道。”
“人们不常讨论这一点。”弗尔南德斯边说边透过眼镜框上缘仔细看着桑德斯。“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且根据我的观点，它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性騒扰同权力有关——它是上司对下属滥用权力的行为。我知道有一种时髦的观点，说女性与男性有根本的区别，女性上司决不会对雇员进行騒扰。但是我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什么都看到过。我耳闻目睹过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其中有许多事情我告诉你你都不会相信，这一切使我有另外一种看法。我个人不太同理论打交道，我必须与事实打交道。根据事实，我看不出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上有多大差别，至少没有任何可以作为依据的差别。”
“那么你相信我讲的情况啰？”
“我相不相信你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有争议的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你碰到的是不是一件性騒扰案，以及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对我说的所有这一切以前我都听到过，你知道，你并不是第一个要求我代理此类案子的男性。”
“你建议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建议，”弗尔南德斯很干脆地说，“你面临的决策太难做了。我只能帮你摆一下情况。”她按了一下内部通话系统的按钮。“鲍勃，叫理查德和艾琳把车开过来，我在大楼前同他们会合。”说完她又回过身来面对着桑德斯。
“我来回顾一下你面临的诸多问题，”她扳着手指一个一个地往下说，“第一，你声称和一个比你年轻，又很有魅力的女子进入了一种親昵的情境，但你拒绝了她。在既没有见证人也没有旁证的情况下，想让陪审团相信你的说法是不容易的。
“第二，如果你提起诉讼的话，公司就会解雇你。在开庭审判前，你要等上3年。你得考虑一下这3年时间里你怎么养活自己，如何支付房钱以及其他的费用。我可以把你的案子作为急案处理，但是你仍然要支付审讯过程中的全部直接开支，这至少要10万美元。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用自己的住房作抵押来支付这笔款项。但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第三，诉讼会让一切公开暴光，在开庭审判的好几年前，报纸和电视的晚间新闻里就会报道这件事情。我无法恰当地描述这种情况对你本人，对你的妻子和家庭会有怎样的毁灭性影响。很多家庭在审讯前的这段时间里就已经家破人亡了。离婚的、自杀的、生病的都有。情况将会非常的艰难。
“第四，由于公司方面主动提出给你横向调职，我们就无法明确该就什么样的损失要求索赔。公司会声称，你没有什么好控告的。我们得尽力去争辩，但即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支付了所有的开销、费用和3年的生命以后，你最多也只能得到二三十万美元。当然公司还可以上诉，从而进一步延缓这笔款子的偿付。
“第五，如果提起诉讼的话，你就再也不能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不应该，但实际上再也不会有别的公司来雇用你了。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已经是55岁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你才41岁。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在人生的这个当口儿做出这种选择。”
“天啦。”桑德斯瘫倒在椅子里。
“很抱歉，但法律诉讼的事实就是这样。”
“可这太不公平了。”
弗尔南德斯披上雨衣。“很遗憾，桑德斯先生，法律和正义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她说道，“法律只不过是解决纠纷的方法而已。”她啪哒一声合上了公文包，向桑德斯伸出手来。“很抱歉，桑德斯先生，我真希望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请尽管给我打电话。”
弗尔南德斯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留下桑德斯一人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弗尔南德斯的助手走了进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不用，”桑德斯缓缓地摇了摇头，“不用，我这就走。”
在驱车去法院的路上，弗尔南德斯向同行的两个资历较浅的律师叙述了桑德斯的故事。一个女律师问道：“你并不真的相信他吗？”
“谁知道呢？”弗尔南德斯说，“事情是在关上的房门后面发生的，究竟情况怎样，永远也无法知道。”
年轻的女律师摇了摇头。“我就是不能相信一个女人会这么做，会这样放肆地行动。”
“为什么不会呢？”弗尔南德斯道，“假设这个案子不是性騒扰，而是一对男女间默许的事情，男的声称说，在关上的房门后面，女的许诺过将给他一笔很大的好处，而女的否认这一点。你会以女人不会那样行事，而想当然地认为男的在说谎吗？”
“那不会，不会的。”
“在那种情况下，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但这件事并不是两人协议的问题，”女律师说，“这是性行为。”
“这就是说你认为女人在协议问题上的行为难以预料，而在性问题上的行为是千篇一律的啰？”
“哦，不，”女律师道，“这不是千篇一律，因为这是真实的情况。说到性，女人同男人是不一样的。”
“就像黑人节奏感强，”弗尔南德斯接口道，“亚洲人是工作狂，西班牙裔美国人不能面对……”
“可这不是一回事。我是说，关于这一点是有研究的。男女连相互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
“噢，你说的是那些证明女性在商业和战略性思维方面不如男性的研究吧？”
“不，那些研究是错误的。”
“明白了。那些研究是错误的，而有关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是正确的？”
“唔，当然啦，因为性是根本性的东西，是第一推动力嘛。”
“我看不出怎么就是这样。性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被用作和睦相处的手段、息事宁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借口：被当作礼物、武器或者威胁。人们使用性的方式可以是十分复杂的。你没有发现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吗？”
女律师抱起双臂。“我不认为是这样。”
年轻的男律师第一次开了口：“那么你对这老兄是怎么说的？叫他不要打官司吗？”
“没有，不过我把他面临的问题告诉了他。”
“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做呢？”
“不知道，”弗尔南德斯说，“不过我知道他当时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呢？”
“说出来真不好听，”弗尔南德斯道，“但是事情不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发生的吗？那么他很可能应该闭上嘴巴同她干了那事。因为眼下这可怜的家伙连一点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他要是不小心的话，这辈子就完了。”
桑德斯顺着下坡路朝先锋广场方向慢慢走回去。
雨已经停了，但午后的天仍然隂着，到处都是濕漉漉的。脚下潮濕的人行道陡峭地向下延伸。周围摩天大楼的顶端消失在低悬的冷雾之中。
他并不很清楚自己本来想从路易丝·弗尔南德斯那里听到些什么，不过他想听到的肯定不是对他可能丢掉饭碗、把房子抵押出去，以及再也不能工作这种境况的详细描述。
由于生活中出现的这个陡然的转变，以及醒悟到自己的命运朝不保夕，桑德斯感到不知所措。两天以前，他是一个已经安身立命的经理，有稳定的地位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而现在等在他面前的却是丢脸、羞辱和失业。所有的安全感都烟消云散了。
桑德斯想到弗尔南德斯问过他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以前他从未想到过。他为何不把事情告诉什么人呢？他为何不做笔记呢？他为何不明明白白地告诉梅雷迪思，她的挑逗不受欢迎呢？弗尔南德斯在一个由规则和差别构成的世界里开展工作，这些规则和差别他既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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