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蛙遂跳入井中不复出。军牌回复于拯，拯道：“井里必有缘故。”即唤里社令工人下开探取，见一死尸，拯急命系吊上来验之，颜色未变。
及勘问里人曾认得此尸是哪里人，皆不能识。拯疑枉死，令搜身上，有一纸新给路引，上写乡头姓名明白。拯记之，即差李超、张昭二人，径到某县拘得亲人来问，已云：“某日因过汴河口被水溺死。”拯审问愈疑，云：“彼道已溺死，却又地井里，安得一人有二处死之理？”再唤其妻来问之，孙氏诉与前同。拯令认其尸，孙氏见之，抱而痛哭，称指：“正是妾之真夫也。”拯问云：“彼溺死者何又说是尔夫？”孙氏云：“得夫锦囊认之，故不疑矣。”拯令看身上有锦囊否，及孙氏寻取，不见锦囊。拯细询其夫来历，孙氏将原日同陶兴往东京买卖之情诉明。拯云：“必是兴谋杀，解囊系他人之死，取信于尔，瞒了此事。”复差李、张前去拘得陶兴到公厅根勘。陶兴初则不肯招，拯令取死尸来证之，兴惊惧难抵，只得供出谋杀之情。
拯叠成文案，问陶兴偿命，追家财给还孙氏。判讫，拯将得蛙代夫伸冤之事说知孙氏，孙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蛙之由。拯叹云：“岂尔夫一念之善及于物，故蛙亦以重报乎？”仍遣孙氏带将夫骸骨归葬。后来葛洪之子读书登科，官至节度使。包公之神千古不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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