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 第十三章 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杂谈

作者: 钱穆6,372】字 目 录

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中运米700万斛。此一时期,北方需南粮仍并不甚殷,直到安史之乱起,由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遂依靠南方转为殷切,自长江人黄河的漕运,遂成为军国要事。

唐肃宗时理财名臣刘晏,便因能整理漕运,使南粮顺利北运而名噪一时。唐朝一节已有较详叙述,此不赘。

到宋代建都汴京,主要是为了方便漕运。按照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所定制度,当时的漕运有四条路线:

第一条是汴河线,即将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及湖北各省的米300万石及菽100万石,向长江运入淮河,再转运到汴京。

第二条是黄河线,即将陕西之粟50万石及菽 30万石从三门、白坡经黄河运到汴京。

第三条是惠民河线,即将河南、安徽地区的粟40万石及菽 20万石,从闵河、蔡河运入汴京。

第四条是广济河线,即将京东之粟12万石从五丈河运人汴京。

北宋时代赋税偏重于南方,自上述漕运可知。宋初岁入1600余万缗,为唐代之两倍,至神宗熙宁时已达5000多万缗;至南宋,更增至6000余万缗了。

元代建都燕京,但米粟的供应仍然是靠南方的江南地区。元代是用海上漕运。海运虽秦代已有,唐人亦有将东吴粳稻运上北方幽燕地区,但大规模的海运当始自元代。

元代海漕以30只船为一纲,以大都船900余艘,运漕米300余万石,有船户8000余户。每纲设押官二名,行船时招募水手,先在扬州受训,设专官加以教习。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曾海运250余万石,其后增运至350余万石。

总计元代岁收各地粮数为:

总计以上各地粮数,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及湖广七地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恰为其他七处之一倍,可见元代依赖江南米粟之殷。

明代漕运历经五次变化。先是明成祖永乐元年开始用河运,兼用水陆,自淮河运人黄河;永乐四年开始用海陆兼运之法;十三年开始用支运,即先将江、浙各府之粮拨运到淮安仓及济宁仓,以3000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2000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再以浙、直军、京卫军及山东、河南军分别接驳运到京师每年四次,可运300余万石,谓之支运。后曾增至500万石。稍后改兑运,即先由民间运至淮安、瓜州,再兑与卫所官军运京师。最后一种成为永制,叫收兑。先令旦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再由官军长运,所运船只在天顺以后,定数1万1770只,官军12万人。当时北粮只有南粮的五分之一。京师全靠南粮供应。

清代漕运,定额为400万石。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但乾隆十八年时,为南八北一;四十四年时则为南十北一,可谓仍是依赖南粮为主。总之,历代南粮北运,为国家每年之大耗费。

三、中国的水利问题——黄河、长江、淮水的利与害

一个国家在地理上言,山脉是固定的,都邑的变化也较少,但河流水道则变化较大。水一面跟着山脉走如两山之间必有一川;水一面又跟随都邑而定。由于河流的变化大对经济的影响亦大。

中国古代典籍中,首先讲及水利的便是《书经》中的一篇《禹贡》。《禹贡》中讲到夏禹治理黄河。此文提到中国水道变迁的沿革甚详。

清人胡渭作《禹贡锥指》,全书对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讨论十分详明。书中对黄河的水利与物产,也作了详尽的介绍。

中国第二部讲水利的书就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氏为《水经》作注,是讲中国北方水道的一本大着作。

1. 北方的黄河水患问题

现在谈一下黄河的水利情况。

欧洲人说黄河是中同之害。其实也不尽然。据研究所得黄河也曾有利于中国,亦曾撰了一篇几千字的《水利与水害》一文,当时人颇为欣赏。何以黄河有害却成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呢?其实,前期的黄河对中国有利,黄河到后期才对中国有害。

黄河的水患据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周定王五年时即鲁宣公七年,此时进入春秋时代已有110年,当时黄河北岸有卫国。卫国是殷商的故墟,《诗经》上形容她”淇奥绿竹,漠上桑田,桧楫松舟,泉源考盘",是一个美丽的水乡。春秋五十年左右,卫为狄所灭,由于狄不谙水利,黄河决堤频频,农田水利失修,故经常发生水患。

到魏文侯时,有西门豹、史起等专家起来大修水利,使这一带的人民仍然可以安居乐业。

至于历史上第二次的黄河迁徙,时在汉武帝元光气年,距周定王五年,已有440年。此次黄河所以发生水患的原因,是由于战国以来,各国的长期战争,大家竞筑堤防所致。汉代贾让曾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飞赵、魏各国竞相筑堤,使河水游荡无定,水去时固然成为肥美的耕田,大水时至则漂没而竞筑堤防以自救。

此时亦有决水以浸敌国者。如赵肃侯决黄河之水以灌齐、魏的军队;梁惠成王时,楚国决黄河水以灌长垣;赵惠文王决黄河之水伐魏,造成水潦;秦时引黄河水灌大梁城,使城倾颓。

此时亦有壅塞水源以害邻国者。《战国策》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故秦始皇主张"决通川防"。

由于战国时期多战争,水利失修了,黄河河道被破坏了,遂造成了西汉时期的严重水患。要到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成功,从此黄河平息水患,达900年之久。由于此时期的政府对沟洫河渠,时有兴修,因此对北方的经济文物促成兴盛。此即黄河有利中国的实证。

此后黄河造成水患,始于宋代,下溯至元、明、清三代而千年不绝。由于没有搞治河的工作,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因此逐渐衰落。

宋代之黄河水患,起因于唐代以后之藩镇割据。当时黄河水灾横亘千里,由于当时四分五裂的藩镇,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根本无法合力共治,只有任由河水溢决,迁移城邑以避之而已。因此,黄河下游两岸的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特多。

又加上五代时黄河两岸梁、唐对峙,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在梁贞明四年、龙德三年及唐同光二年,曾多次决河,到宋代时,黄河水患遂急剧发生,造成了黄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多次的迁徙。辽亡金兴以后,黄河仍常有溃决。元代黄河大决,河水遂自准水流入海,造成此下之不利。

自春秋到清末,黄河水道有六次重大的变迁。

第一次发生于周定王五年,黄河在宿胥口决水,向东流丹漯川,到长寿津时又与漯川分别而行,与东北的漳水合流,经河北省的盐山县人海。《水经》上称之曰"大河故渎"。

第二次发生于王莽始建国三年,此时距周定王五年已有672年。当时黄河主流迁徙至魏郡,经清河、平原、济南到千乘。到后汉永平十三年时,此时距王莽始建国三年已有59年,由王景修治黄河,成为黄河主流。《水经》上称为"河水”。

第三次发生于宋仁宗庆历八年,由于商胡决河,使黄河自永平十二年以来,平静了凡977年的河道又发生了突变。河水溃决造成新的河床,从而分成东飞北两支。原来的是北流合永济渠至河北青县而入海;东流则合马颊河经无棣县而入海。是新流。有时北流开而东流闭。有时则东流开而北流闭。宋代人主张河水东流,可作防敌的国防线,北流则流经契丹,认为对宋不利。

第四次是阳武故堤溃决,时为金章宗明自五年,时距庆历八年已有146年。此时黄河大半之水经由泗水而进入淮河,此时北流仍通。

第五次是距上次95年之后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此时会通河成,河水往南,北流己微,到明代宏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至是黄河之水全由淮河所承受,北流遂绝。明人防黄河北流,如防大盗,强制黄河向东南流,遂使黄河水患无法消弭。

第六次在清咸丰三年时,此时距至元二十六年已有566年。当时黄河在近河南省兰封县西北地区的铜瓦厢溃决,黄河再改道北徙,从济水入海。今日津浦路经过的黄河铁桥即铜瓦厢溃决后的黄河流道,此后即无大水灾发生,证明黄河应向北流才对。

大致来说,黄河的大水患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

考宋以后黄河水患所以不绝原因有下列几点:

首先,黄河的正道因各种不相干的原因而被牺牲。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向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人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向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阻,故绍圣诸大臣力主东流。至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灌封丘而东流。此时黄河分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准。金为自利,不欲使黄河北流。遂距北流的黄河古道更远。

到元明两代,为利用黄河之水济运河,更不愿、黄河北流。元末黄河之道向北迁徙,而明人惧运河干涸,遂以人力阻塞北流。一直到清朝,均以人力控制黄河之流向。黄河不能按其自然趋势以定流向,遂经常有溃决发生。考证史实,明代时大河北决者有14次,南决者5次。清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北决者19次,南决者11次。如从夏商周三代算起,黄河北流比南流时间为长。前者凡3600多年,南流仅500多年。直到咸丰时,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河道才再北流。常有因兵战而使黄河改道者。如宋高宗建炎二年,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目的为阻金兵;又如明末流寇掘堤灌开封;清顺治初,黄河之河南荆隆口被决。因兵争而河道常被毁坏,黄河安得不屡遭水患。

其次是周定王之后,沟洫不修,遂造成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山西、陕西、河南诸省支流所促成。

至于开浚运河,目的在为漕运。但对于北方原来水利,却有损无益。隋炀帝开汴渠,沟通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促进南北水运连贯之利。但正如宋代丁谓所分析,炀帝将幸江都,遂分黄河之流,左右筑堤300多里,因此造成散漫无所之水患,使陕西、河南一带,尽成泥浆卑湿之地。

自元明以来,筑堤建坝,国库耗资巨大,但仍不胜其淤塞溃决,虽然用尽人力财力,但水患仍烈。而且为了顾全运河的水量,强逼黄河南流,使与准水合流,不但河患频仍,准水亦酿成大害。

由于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致使黄河、淮河、运河造成肆虐泛滥,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人民,每岁掷无量巨金以作三河之防御,屡防屡泛,使无产民力之消耗牺牲难以计数。

2. 南方的水利农业发展

向魏晋南北朝以后、南方水利农业开始发展,最显着是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

唐中叶以后,江南西道,即江西省的鄱阳湖流域,物产富饶,比江南东道为佳。

五代十国时,北方五代,南方十国。当时南方经济情况好于北方,十国中之吴越建国,有专务治水的专宫,称都水营田使。募集七八千人,称为撩兵,专职治理太湖,并常为田事治河筑堤。旱时运水种田,涝时引水出田。又开东府鉴湖(南湖),派撩兵1000人,专为钱塘湖芟草浚泉。农田水利搞得十分理想。当时南朝军驻荆州(汉水流域)及徐州(淮水流域),军粮不需依赖太湖流域所产。

宋代建都汴京(开封),当时北方米粮仰给于南方,经济重心转到太湖流域。

宋伫宗时,江南有大规模的好田及河塘。每一好田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人造河渠,外有门闸。旱时开闸,有引入江水之利;潦时闭闸,可拒绝江水之害,旱涝都不会发生。曾在江南任官的范仲淹特别欣赏,吴越国有营团军,专兴水利而不打仗。江南水利借着政治椎动社会,充分改造天然环境以供人民利用。

仁宗时又有着名的至和塘的计划和修筑。根据《沈氏笔谈》记载,至和塘从江苏昆山县到达委门,共长70里的水路,并无陆路,两旁有湖。欲筑长堤,苦无泥土。于是在水中筑墙,每隔二尺,再插入席筋。离墙六丈又筑一墙,再插入席筋,将六丈地面之泥土装入墙中,等干时将六丈洼地中之水车干。使两边有泥墙,中间成一渠,两旁有岸,每兰四里造成一桥以通南北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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