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蔼理斯著Havelock Ellis，Zola.（P.131-157,1898）
左拉的名字——一个野蛮的，爆发的名字，像是一个无政府党的炸弹，——在嘘声与嗥叫之中滚来滚去的经过了这世纪的四分之一。在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里，我们都听到人家说起那个把文学拖到阴沟里去，那个出去拣拾街上的污秽东西放进书里给那些污秽的人们去读的人。而且在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里，都有数十万的人读他的书。
现在，他的毕生事业已经完成了。以前所引起的那种呼噪，同时也就大抵沉静下去了。这并不是大家都已承认《路公麦凯耳丛书》著者的地位，只因当初迎他的风暴已经乏力，而且又已知道这件事至少有着两面，正如别的一切问题一样。这样的一个时候，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左拉的正确的位置，是颇适宜的。
那些绝对地反对左拉，而知道谩骂算不得辩论的人们所主张的根据，大抵是说左拉并非艺术家。这件事情在他们的议论里往往变成了理想主义对写实主义的问题。理想主义这个字，照文艺批评家所用，似乎是指在艺术描写上对于人生事实的一种小心的选择，有些事实适于小说的描写，有些别的事实是不很适用的；至于写实派则据批评家看来是一个毫不别择地把一切事实都抛进书里去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因为那文艺批评家不曾明白地规定；他更不反问自己所主张的理想主义有多少只是传统的，或者这表现的方法会影响我们到什么程度。他对于自己不曾发这些疑问，我们也不必去问他，因为在左拉（或是在无论那一个所谓写实派）是没有这样分别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写实主义，只有理想主义之种种变相；唯一绝对的写实当为一张留声机片，辅以照相的插画，仿佛是影戏的样子。左拉是一个理想派，正如乔治珊特（George Sand）一样。他很多选取物质方面的材料，而且他选的很庞杂，这都是真的。但是选择总还存在，凡有过审慎的选择的便即是艺术。关于所谓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问题，我们不必劳心，——我真怀疑我们有无劳心之必要。现在的问题只是：那艺术家选择了正当的材料么？他又曾用了该当的节制去选择材料么？
这第一个是大的问题，而且至少在左拉这案件里，我想不是依了纯粹的美学的根据可以解答得来的；第二个问题却可以容易地解答。左拉自己曾经答过，他承认因了他的热心，或者又因了他对于新得事实的特别的记忆力，（像是海绵的一个记忆力，如他所说，容易涨满也容易空虚，）他常要走的太远；他在书上太丰富地加上详细的描写。这种错处与惠德曼（Whitman）所有的一样，同样的被热心所驱迫。左拉费了极大的辛苦去搜求事实；他告诉我们怎样翻阅神学家的著作，想得到质地和色彩去做那《穆勒长老的过失》（），——这或者是他早年作品里的最好的书。但是他做这个预备功夫，的确未必有茀罗倍耳（Flaubert）做《波伐理夫人》（）时用的那样多，更不及茀罗倍耳做《萨阑波》（）时的关于加尔泰格（Carthage）的研究了。然而结果截然不同；一个艺术家凭了着笔的丰富繁重得到效果，别一个艺术家却凭了谨慎的节制，只是选择并侧重于显著重要之点。后者的方法似乎更速更深地达到艺术的目的。哈耳思（Frans Hals）的三笔抵得覃纳耳（Denner）的千笔。丰富而精细的描写可以感人，但是末后却使人烦倦了。倘若一个人抱起他的两个小孩放在膝上，无论他把莱诺耳放在右膝，亨利放在左膝，或是相反，这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人自己也未必知道，而且他的感情愈强，他也就愈不会知道。我们深厚地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外面生活的事实并不是精细密致地呈现于心目；只有很少的几点在意识中成为焦点，其余的皆与下意识相连界。少数的事物在生活的每瞬间明显地现出，其余的都是阴暗的。超越的艺术家的本领在于他有卓识与大胆，能够攫住并表示出每阶段的这些亮点，把那连界的分子放在该当的从属的地位。截不相像的戏曲家如福尔特（Ford）与伊勃生（Ibsen），截不相像的小说家如茀罗倍耳与托尔斯泰，都一样地因了他们艺术效力的单纯明显能够感人。左拉所采用的方法却使这种效力极难得到。或者左拉的特殊艺术之最好的证明，在于他的善能中和那种繁重的笔法的恶结果之一种技能。在他的代表著作如《酒店》（）《娜娜》（）和《萌芽》（）里，他想在一群琐屑或专门的事物上作出一个显明的远景，想从多种描写中间造成一个单独精密的印感，大抵都是安排得很巧妙的。现在即举那煤坑伏娄（Voreux）为例，这差不多是《萌芽》中的主人公，比书中别的个人还要重要。描写并没有什么趣味，但是都很精细，末了把那煤坑象征作一个庞大的偶像，吃饱了人血，蹲伏在它的神秘的龛里。凡遇左拉要把伏娄提出来的时候，他便用这个公式。对于书中的别的物质脚色，也是如此，不过略轻一点。有时候写着群众，这个公式只是一句呼声。在《娜娜》的精巧的结束里狂呼“到柏林去”的巴黎群众即是如此，在《萌芽》里呼噪要面包的罢工的人们也是一样。这与迭更司等所滥用的，一句话或一种手势之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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