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艺教人，载在经传，子罕言仁、命，不语神，性道不可得闻，予欲无言，博文约礼等语，出之孔子之言及诸贤所记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见也。专肆力于讲读，发明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明见其及门皆入于禅而不悟，和靖自觉其无益于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语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见哉！至于朱子追述，似有憾于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则吾道之不行，岂非气数使之乎！
问：“伊川门人如此其众，后来更无一人见得亲切。或云游、杨亦不久亲炙。”曰：“也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如邵康节从头到尾，极终身之力而后得之，虽其不能无偏，然就他这道理，所谓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资禀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来，这道理若不是拚生尽死去理会，终不得解。”伊川门人甚众，后更无一人见之亲切，非因伊川所教诸人所学俱失孔子实学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试观游、杨、谢、尹诸公，果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康节极终身之力而后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资禀高，合下直到”；然则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方可得道乎？
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腾伉壮。上蔡虽有过当处，亦自是说得透。龟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会得易。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不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又切，若有寿，必然进。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如何只论人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非失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故无实事可称举乎？今有人议诸先生专在文字言语用功，或云只在言语文字论人品，必至群相哗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实则竟如此！较欧、苏诸公，但多讲论性道之语，内地静敬之功耳。试想三代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后人论断前圣贤，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悬也！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后细观之，终不离禅的见解。予于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如是。
龟山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见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游定夫尤甚，罗仲素时复亦有此意。圣人教人六艺，正使之习熟天理。不然，虽谆谆说与无限道理，至吃紧处依旧发出习惯俗杂念头。
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多流入释、老”。陈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朱子论游、杨入释、老处不知何指，但既废尧、舜，周、孔六府、六艺之学，则其所谓不入释、老者又果何指也！仆尝论汉人不识儒，如万石君家法，真三代遗风，不以儒目之；则其所谓儒，只是训诂辞华之流耳。今观朱门师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为游、杨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目?卓见上截，少下面著实功夫，故流弊至此。仆意朱子未觉程门教法之失，既觉而复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于实学，岂非吾道之幸哉！“下面著实功夫”，是何物乎？将谓是静敬乎？程门诸子固已力行之矣。将谓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属乎？朱子已云补填难，姑不为之矣。将谓是庸德庸言乎？恐礼、乐、射、御、书、数所以尽子、臣、弟、友之职者既不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与及门日征月迈者，则惟训解经传，纂修书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谓“下面著实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学”也。
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者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门诸子，只除颜、曾之外，其他说话便皆有病。平日讲学主变化气质，此处却云，“其为学也只就资质所尚处添些小好而已。”盖诸先生认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此处要说诸贤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说“气质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如果有此妙法，而诸贤徒执己见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为之一指点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圣门师弟之大愚乎？则朱子所见之道与所为之学、所行之教，与圣门别是一家，明矣！至于求诸贤之短，又何不著实体验诸贤之造诣何如，吾辈较之何如，乃只论其说话有病无病乎？仆谓不惟七十子之品诣非可轻议，便是二千九百余人，既经圣人陶镕，亦不易言也。自战国横议后，重以秦人之焚坑，汉儒之训诂，魏、晋之清谈，历代之佛、老，宋、元之讲读，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于世矣。吾尝谓孔子如太阳当空，不惟散宿众星不显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当下旬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国仰之如太阳然矣。故孔子奠楹后，群推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卜子为圣人。当时七十子身通六艺，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于后世，皆足倡学一代，使人望为圣人，非周、程以下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干王子有言：“后儒稍有不纯，议庙典者动言黜退。圣门如冉求之聚敛，宰予之短丧，何可从祀？”予曰：“贤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亏欠处，其学却实。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岂可舍也！故圣门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语之列，不比后人虚言标榜，书本上见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罗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洁；充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又是一圣人！宋固多圣人乎？
陈氏协曰：“先生可谓有德有言之隐君子矣！李公侗传其学。公殁之后，既无子孙，及其遗言不多见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始加搜访，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之于朝。其书四万言，大要谓艺祖开基，列圣继统，若舜、禹遵尧而不变。至元丰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创为功利之图，浸致边疆之侮。是其畎亩不忘君之心，岂若沮、溺辈索隐行怪之比耶！”元祐、元丰之狱，迄无公论。要之荆公之欲强宋本是，而术未尽善。苟安者竞为敌，洪水罔绩，遂咎崇伯。然使即任濂、洛群哲，恐亦如四岳群牧无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观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穷天地万物之理，切实若此。”原来是用此功，岂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从静坐读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便如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
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得。”试观孔子前有“谢绝世故”之道学乎？
先生从罗仲素学，讲读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昔孔门固有讲诵，乃诵其所学，讲其所学。如诵三代之礼、讲三代之礼以学礼，诵乐章，讲乐器、乐音、乐理以学乐，未有专以讲诵为学者。至于危坐终日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闻也。今宋家诸先生，讲读之余，继以静坐，更无别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无不自是出耶？何孔门师弟之多事耶！
先生资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纯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应酬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时，殆绝伦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尝轻以语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学者亦莫之识，是以进不获行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乐者于畎亩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盖所谓“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几焉！合二段观之，则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闻恶而信，闻善而疑者，小人也；仆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数百年而后出一大圣，不过数人辅翼之。若尧、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颜、曾，直如彼其难，而出必为天地建平成之业，处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断无有圣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汉后千余年间，气数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辈不可多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问：“先生如何养？”曰：“先生只是潜养思索。他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孔子但遇可悯可敬，便勃然变色；忽而久，忽而速，似为事物所胜，乃是圣人。释氏父子兄弟亦不动心，可谓“不为事物所胜”，却是异端。
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寻常人叫一人，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不加于前也。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必行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尝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如此。行远不加急；叫人不至，声不加大；坐处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间岂有此理乎！莫谓“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之孔子不如此，虽伯夷、柳下惠亦断非如此气象。
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只“不作费力事”五字，不惟赞延平，将有宋一代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试观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儿童嬉戏时即习俎豆、升降，稍长即多能鄙事，既成师望，与诸弟子揖让进退，鼓瑟，习歌，羽籥、干戚、弓矢、会计，一切涵养心性、经济生民者，盖无所不为也。及其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而辄迁，其作费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艺，吐餔握发以接士，制礼作乐以教民，其一生作费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当国钧，开八百之祚于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犹堪为五霸之用。虽为布衣，布散三千人于天下，维二百年之国脉，其士风之塌坏，犹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气”，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辅世泽民，参赞化育故也。若夫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曰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者几何！
先生厅屋书室，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尝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当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无甚异同乎，又焉得以“颓如也”为德容乎？其与龟山之混迹同尘，一矣。宜朱子称为“真得龟山法门”也。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曰：“这处是旧日下的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功夫处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今终日静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看朱子前日所言，丝毫未稳，皆不难自驳倒。若有人以不肖性辨及孔子教法进，必豁然改悟。恨吾生也晚，不获及门矣！静极生觉，是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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