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吕克尔离开了会议室。其他人在那里讨论应给这起绑架事件腾出多少版面。此外，“一些已经排好版的文章不得不抽出来推迟到明天发表。编辑们决定，将一个部长辞职的消息和对此的评论、一些汽车价格上涨的消息以及一个自杀者住宅里煤气爆炸一事推迟发表。这就给绑架者的来信和对绑架事件前景的估计留出了足够的篇幅。
布吕克尔在打电话。通往尼礼的线路畅通，可是弗雷斯卡家的电话始终拨不进去。足足等了25分钟，布吕克尔才在两个通话之间钻了个空子，接通弗雷斯卡的私人办公室，与那边的秘书说上了话。
“这里是《商报》编辑部。通讯社发的消息属实吗？弗雷斯卡先生是否会照绑架者提出的条件办？”布吕克尔问。
“先生，您占了线，我们正在等部里的一个电话。”
“您只用说是或不是，完了我就挂上。”
“您到底想知道什么？”
“罗莲小姐在尼札吗？”
“不在。”
“你们知道她在哪里吗？”
“不知道。她当时是准备飞往爱丁堡的。”
“会屈从于绑架者提出的条件吗？”
“这我不知道。”
“您认为有没有以其他方式解救罗莲小姐的可能？”
“即使知道我也不会说，因为这会使谈判难以进行。现在该结束了。再见！”
秘书挂断了电话。布吕克尔很满意，这次通话澄清了一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证实了通讯社消息的真实性。他的记者职责应该算尽到了，一旦有差错，可以在事后向读者道歉。谁对报上的消息又会琢磨得那么仔细呢？
他跑回会议室，打断了那里的讨论，他带来的消息是轰动性的，足以使他的身价有所提高。
“博士先生，通讯社的报导是正确的。”他越过同事们的头顶喊，“我们可以刊登这则消息。”
他描绘了电话内容，把自己的估计也编织进去，从而使他的叙述显得更有份量。他从主编递过来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
“或许您得坐飞机去尼札一次。”主编施普朗格博士说，“不过让我们再等一天吧。”
施普朗格博士抓起电话筒，拨了印刷厂的号码。
“开机吧。开足马力。质量可以忽视，但无论如何要在一个小时内送出去。”
印刷机开始转动，整座房子里都能听见那沉闷的机器声。施普朗格博士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他微笑着倾听了一会儿机器旋转的噪声。发送部的大门打开了，送报车一辆接一辆倒到木装卸台前。
不到一个小时，第一批油墨未干的报纸送了出去。在第一版通栏标题下还划了红杠：
《政治暴徒绑架大工业家的女儿》
“尼札（本报第一手消息与评论）。如报道，尼札的罗莲·德·弗雷斯卡，法国大企业法兰费罗公司总经理的女儿，于8月17日被绑架。暴徒们要求1000万法郎赎金，自称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这些话出自今天早晨本编辑部收到的一封由爱丁堡发出的信。我们摘录如下：
“我们绑架了罗莲·德·弗雷斯卡。我们意在以此引起世界公众的震动和注意，从而对千百万人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忍饥挨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景寄予关心，慈善组织搞的募捐活动虽然是好事，但到头来，送到一个村落里的只剩一捧米。在许多人的眼里，我们的行为是犯罪。我们不怕被曲解。世界各地儿童死于饥饿，生活水平低下的部落、民族受尽独裁者的搜刮，受到邻族的袭击，与此同时，一些人，却过着奢侈无度、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才是最大的犯罪。这就是富人们的罪行：罪不在占有，而在子有了却不给予！我们向世界公众宣布，这是我们一系列行动的开端，我们将在所有国度继续采取行动，直至那些富得不可思议的人，那些国家真正的统治者自愿地交出他们剩余的财富。信封上爱丁堡的邮戳只是一个幌子。我们将提出赎回罗莲·德·弗雷斯卡的具体条件。一旦遭警察袭击。我们将自卫，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这样罗莲·德·弗雷斯卡也将同归于尽。’
《商报》工作人员在与德·弗雷斯卡的秘书通话中得知，罗莲·德·弗雷斯卡订了前往爱丁堡的机票。但似乎没有到达那里。可能那是一伙特别狡猾的罪犯，他们慾将警察吸引到爱丁堡，落入他们布下的迷魂阵中。
我们将密切注视这起极左分子绑架事件的发展，向读者提供进一步的消息。”
布吕克尔从发送处取来一份报纸，仔细地读了一遍这篇文章。然后他浏览了一下其他新闻，地方消息、体育、经济版，完了又回到第一页，逐宇逐句地研究起信的内容。
他设想如果自己是个百万富翁会怎么样，想到这里，他不禁苦笑起来。他知道自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花完的——弄一辆快速高级轿车、搞一个漂亮的女友，给她挂满珠宝项链，打扮得像棵圣诞枞树，再加上周游世界一、两次——然后便开始走下坡路。
信里还有一种东西比当百万富翁的设想更吸引他。他觉得暴徒们的宣言中有某种东西并不坏……尽管如此，这么干是不对的。哪能用目的来为手段辩护呢！
还在报导绑架案的各报出版前，一些电视摄制组和记者已经启程前往尼札。根据人们从外界的观察，弗雷斯卡家里笼罩着隂郁的气氛。弗雷斯卡先生同外交部和警察总署通了电话。他让他的雇员们站在花园四周，制止好奇的人们闯入，可以进来的只有警察局和部里的官员以及总领事先生。
外交部里空气紧张。法国警察总署的一位局长在倾听国务秘书向他分析罗莲小姐绑架案可能引起哪些麻烦。看上去局长的表情已轻松，可是他心中有一种感觉，他正被推入一种非常棘手难办的处境。这一案件来得真不是时候。眼下适值夏天，他手下的人有三分之一休假去了，还有病号，而犯罪率正是高峯时期，小偷、诈骗犯、歇斯底里的电影明星活跃地穿梭往来，每一个都得有个穿制服的保姆看着点。
“那么您将如何着手呢？”国务秘书问。
“我们已经做了一点事，”警察局长匹埃尔回答说，“通报了国际警察组织，伦敦的同事向我保证一定大力合作。已通知英国和法国的所有机场进入戒备状态。”
“您知道万一我们失败，后果会如何吗？”
“不完全清楚，先生。但我知道弗雷斯卡的势力。”
“那将不仅是一个骇人的丑闻，而且有可能在国会内造成危机——假如弗雷斯卡失去自制，他会使交易所行情出现我们绝不需要的浮动。如果您不把他的女儿送还给他，他会制造许多麻烦。还得尽可能别让他非掏出大笔的钱来不可。”
“据我所知，罗莲小姐不是在法国，而是在英国失踪的。”
“这只能使事情更复杂！”国务秘书烦躁地喊了起来，“我对英国人和他们精益求精的品质没有什么偏见。可是以我们的手段更易达到目的。”
“任何仓促从事都可能带来不利。”匹埃尔说。
“任何犹豫踌躇同样如此。”国务秘书反驳说，“我受命给予您尽快采取行动的一切权利。政府将倾全力支持您，包括用钱。”
“先生，只有等两件事发生后，我们才能采取行动。第一件：等暴徒们的条件公布。这很快就会来的。这是一种心理学伎俩，先让父母等待，使他们软下来，那时高额的款项就容易敲诈了。这些条件会给我们带来具体的启示。第二件：等伦敦警察厅提供某一条线索。在这之前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英国方面的事先同意，我们根本不能进行正式调查”
“这我在十分钟内就可以联系好。”国务秘书说，“不过您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们将倾全力支持您！还要我说得更清楚一点吗？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您应该知道您手里掌握着哪些可能性。”
“我知道，先生。但是……”
“有什么得罪之处我们以后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国务秘书有点不耐烦地说，“我们同英国关系很好。”
“明白了，先生。您还用得着我吗？”
“在您临走前我还想补充几句。被绑架者万一死亡，那将是全国性的灾难，势必导致警察部门内许多领导人的更新。”
“您这是在威胁吧？”匹埃尔气愤地问。
“每个人都得保护自己。”国务秘书看着窗外，“您以为我为弗雷斯卡有个女儿感到高兴吗？”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为防止这场全国性的灾难已经做了些什么？”
“我们已委托驻伦敦大使拜会英国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请求英方尽全力拯救罗莲小姐的生命。”
“英国政府怎么表示？”
“他们将全力以赴。”国务秘书回答，然后向匹埃尔转过身来，“您不相信吗？”
匹埃尔微微一笑。
“他们将同我们的政府一样行动。他们会去找一个人，把一切责任都挂在他脖子上；不光是破此案的责任，也包括对可能引起后果的责任。”
有人敲门。一个秘书走进了房间。他默默地把一份报纸放在桌上，第一版登着有关于绑架的文章。标题用红笔划了出来。有些句子下面也划了红杠杠，这些话讲到当局的态度，责备英国对此毫不在意，说英国是极端分子们的老巢。还引伸出去，说到英国的新教人士压迫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
“舞会开场了，”国务秘书说，“比弗雷斯卡的冲动更使我害怕的，是新闻界。”
“这家报纸不是属于弗雷斯卡的吗？”匹埃尔问。
“是的，这不错。可是它不会是唯一一家兴风作浪的报纸。”
“这是什么时候出的？”
“大约两小时前，”那位秘书答道，然后走出了房间。
匹埃尔等到房门关上才说话：“我不禁自问，先生，在这个国家，究竟谁是统治者，谁是臣民？”
“您竟然问这种问题？您今天表现得十分天真，匹埃尔先生。从古至今，天南海北，都是这个东西。”他拍了拍自己的左胸。当然他指的不是他的心，而是口袋里的钱包。
“那我就不懂了。”匹埃尔开始陈述他的理论，但这时电话铃响了，打断了他的话。
国务秘书把听筒递给他。
“是您的局里打来的，”他说。
匹埃尔只是听着，偶尔提出一两个简短的问题，他脸上的表情由吃惊转为忧虑。
“别让那人走……我是说，请他稍等片刻，等我回办公室。是的，我马上就来，”匹埃尔挂上了电话。
“是与我们有关的新闻吗？”国务秘书问。
匹埃尔点了点头。
“是的。我还不知道是否应该为此高兴。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在我那儿。他说罗莲小姐没有离开尼札。她订的前往伦敦的机座空着。他们在麦克风里三次呼唤罗莲小姐，可是她始终未出现在进口处，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这是否意味着她在尼札已经被绑架了？”
“什么都可能意味。甚至可能意味着她不在绑架者手中。这样倒是再好不过了。”
“老天爷！匹埃尔，这要是真的—、…”
“我想好好问问这个人，我可以在今天就把谈话内容告诉您吗？”
“当然当然。可是罗莲小姐会不会是坐下一个班机走的呢？”
“不会。否则时间就对不上。信上的邮戳日期是8月17日。下一个班机23点15分才到伦敦。”匹埃尔打消了国务秘书的乐观想法，“可是罗莲小姐如果没有赶上飞往伦敦的班机，她又是怎么去的伦敦呢，作为……”
匹埃尔打住了。
“什么？”国务秘书催他。
“如果事实证明罗莲没有飞往英国，”匹埃尔深思着继续他的话题，“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在这里就被绑架了……”
“不可能，那些信是从爱丁堡发出的！”国务秘书打断了他。
“这根本不说明问题。一个电话从尼札打到爱丁堡，信就送到邮局去了。第二种可能是：罗莲既没有飞往爱丁堡，也没有在尼札被绑架。那么问题是：是谁落在了敲诈者们的手中呢？”
国务秘书吃惊地盯着他。
“多么优美的神话！匹埃尔，梦幻一般。这样的话，您认为罗莲小姐到底在什么地方？她会给家里一个信，告诉他们，她没有被绑架；她一定会说，她过得挺好，她在朋友家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国务秘书发火了。
“罗莲在哪里我无法认定。我只是在想，一份才出版两个小时的报纸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到达一处消息闭塞的情人窝里。”
“这可是……如果让您说对了的话，这可是太棒了！”国务秘书说。
匹埃尔嘟嘟哝哝地说：“谁知道对罗莲来说是棒还是不棒。”
“行了行了，这些只是大胆的估计，不是证据。您必须努力地、细致地去研究这个案子。我们手里的唯一证据是那封来信，您别忘了。”
“不会，”匹埃尔说，“我不会忘的。我已命令所有警察机构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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