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的脸，这张与贝特西那虚伪的面孔大有天壤之别的脸。他退到门边，迅速地向客厅那边扫了一眼。马科斯把几个杯子端到桌上。那两个人的脑袋仰靠在椅背上”
克里斯朵夫这才潜行到简易床边。
“蕾娜特。”
姑娘闪电般坐了起来。
“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您一个人待不久了。有人在维克等您。”
克里斯朵夫走到门边，又朝客厅那边看了一眼。他放心了，便坐在门槛上，招手让姑娘过来。蕾娜特向他走来，脸上现出惊讶和愉快的光泽。他从那瞪得大大的眼睛中看出了这一点。
“还有两天。”克里斯朵夫轻轻地说。
“您相信我了？”
“是的。”克里斯朵夫避开了她的目光，“当然这不改变我们的计划。我们只能在两天后放您走，否则我们的计划会遭到破坏。”
“不。”蕾娜特说，“你们不能利用我这么干，这不道德，是错上加倍。”
“这一点对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为了拯救他们，我们需要这笔钱。——听着，您拥有干一件伟大事业的可能，参加一次拯救千百万人生命的行动。如果您自愿这么干，那么您在这几天中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将是今后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其实您也不必非得宣布参加我们的行动不可。”
“我不能。三号先生，这是……这我不能昧着良心干。”
“良心？当您想到那些饿瘪了肚子、濒临死亡的孩子时，您的良心还有什么份量？对，对，一切都必须遵循正常的、好的、行政的、法律的途径来办，是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啦，联合国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啦，诸如此类吧。可是当几架飞机中的麦子、大米和奶粉在机场滑行道上卸下时，有多少孩子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呢？不多，我告诉您，因为半途中已有许多粘乎乎的手指伸进去过，许多东西被粘走了。”
蕾娜特退到一边，在窄小的沙发上坐下。垂着脑袋。
“有谁知道我是蕾娜特·歌得斯密德？只有您？”
“这无关紧要，”克里斯朵夫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会带您出去，而您一个人出不去。您知道。如果擅自穿过沼泽会出什么事。如果步行的话……没有别的路可走。”
“噢，上帝！”蕾娜特说。
“别把他扯进来，”克里斯朵夫嘀咕着，“上帝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帮不了忙。”
蕾娜特猛地抬起头，凝视着他。
“我恨您，三号先生！我恨您！”
“随您的便；只记住一点：别想溜！”
克里斯朵夫让她一个人呆着。他带上门，锁上，到客厅里喝了一杯茶后，从瞭望孔往外看了看，然后转过身来。
“马科斯，你去陪陪山笛。他太孤单了。孤单对谁都不利；从罗莲身上就可以看出。对不对，贝特西？”
“有道理。”贝特西没有看着他说。
马科斯穿上一件羊皮上装，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
“好样的。”克里斯朵夫呷了一口茶。
贝特西走到约翰身边。克里斯朵夫走到他们俩跟前，从茶杯的上方俯瞰他们。”
“怎么样？”他问，“后天效果会如何？”
“没问题。”贝特西马上回答。
“我也这么认为。”克里斯朵夫说，“你的模仿能力很强。对于你来说，学一种声调一点都不难。”
他放下茶杯，打了个哈欠。
“我睡觉去。”他说，“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就来叫我。”
走到自己门口，他又一次转过身来。
“别忘了好好喂我们的俘虏。别让她今后向外界抱怨我们照顾不周。”
克里斯朵夫进入了他的房间，没有急于点灯。只打开百页窗，让凉飕飕的夜风吹进来、他把椅子搬到窗前，坐了下来，还未适应黑暗的眼睛凝视着户外。他听见一只惊飞的鸟叫声，也勉强认出了陡峭的山丘的轮廓。在黑色的夜暮中，山丘要黑得更深一点。他仰望星星，闻着近处沼泽的霉濕气味。然后闭上眼睛，感到自己又在沼泽酱缸中跋涉了。他的怀里躺着姑娘那温暖的、看上去像死了一般的躯体，他感到她的臀部顶着他的身体，他看着那张苍白的脸，还有那张迷人的嘴，这张曾要他倾听惊人的寂静声的嘴，于是他俯下身去，吻了它。
克里斯朵夫把椅子推回原地，关上百页窗，点燃了一支蜡烛。他激动地走来走去，想要集中思想。但他的思路却不由自主地跑开，而且总是往那姑娘那儿去。
克里斯朵夫摘下靴子，扒下衣服，走到莲蓬头下。冷水当头淋下，直到太阳穴发疼，他才马马虎虎地擦了擦，躺倒在简易床上。脸在发烧，血在沸腾！他一跃而起，穿上衣服，他离开了房间。他穿过客厅，看也不看正搂在一起的贝特西和约翰，便跑出门，离开了房子，沿着那条通向沼泽地的路迅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踉踉跄跄的停了下来。他躺倒在地，在荒草上舒展开四肢。
应该在今晚结束他的计划吗？应该放弃一切逃跑，同她一起逃跑，就像她所希望的那样？还有，罗莲，那个真正的罗莲在什么地方？一定是什么地方坏了事。可是，能这样甩开同伴不管、出卖共同的事业吗？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吗？难道他就不能强迫蕾娜特让她留在自己身边吗？假如他屈服投降，把所有未来的计划撇在一边，他不就变成了一个庸人，一个俯首贴耳、忠实地为法律效劳的人了吗？为使这张脸永远留在身边，而必须做的一切牺牲值得吗？
克里斯朵夫翻了个身，仰面朝天。他将手枕在头下，仰望天空。安宁重新占据了他的心。他曾下过决心做个不合世俗的人，以他的独特方式为正义而斗争。那种使目光短浅、畏畏缩缩、屈服让步的市民心满意足的东西，那种他们称为爱情的东西，最终露出的原形只能是对孤独的害怕和畏惧；只能是逃避寂寞、追求一时安逸的护身符。这么一种东西他是没有权力去追求的。要抛开感情，放弃一个自己爱着的和被其爱着的躯体的温暖，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这种爱情难道不是一种自私自利、心胸狭窄的东西？不是使人在自我陶醉中忘却别人苦难的一种东西吗？
克里斯朵夫站了起来。”他花了一阵功夫，才找到脚下的道路。他缓缓向房子那边走去。他竭力把纷乱的思维驱走，竭力想要忘掉他对面的门后是谁躺着。他不愿再想问题了。也许到时候就好了，等一切都成为过去，他们到了爱尔兰，到那时一切都将成为回忆——仅仅是回忆。
第二天的日子可真是难熬。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他们把一切准备工作又核查了一遍。备急食物包得好好的，堆在棚子里，把喷漆枪检查了一下，把无线电收发机拨到了预定的频率上，只须接通电源就可使用。斯高特的油箱满得都快溢出来了。逃亡的行李也已准备停当，只等打捞钱的飞机一回来立即就可将其装进去。
约翰像以往一样把新闻录在磁带上，拿到客厅里来放。
“信已准时寄到。”他说完将录下的新闻放了一遍。
播音员朗读了信的一部分内容，只字未提投放位置、时间和通话的无线电频率，也绝口不谈警察的反措施，很明显，警察的行动计划是保密的；同样未提绑架嫌疑犯的名字。山笛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仅仅是，别让罗莲在最后关头跑了。”克里斯朵夫说，他的声调中含有嘲讽的味道。
山笛惊恐地看着克里斯朵夫。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别人没有反应，只有马科斯感到不解。
“那怎么会呢？”他说，“她根本走不过沼泽地。”
约翰和贝特西好像在考虑新闻内容，从他们的表情上一点都看不出他们对克里斯朵夫的话是怎么想的。克里斯朵夫搬来他的行李，向门口拖，打算弄到棚子里去。
“一句话都没提到隂谋集团，”他说，“也没提无条件的互相信任。”
他刚离开，约翰又回到地下室去。贝特西仍然坐在原处，用手指敲打着桌面。山笛几次想开口，都被贝特西茫然的眼光吓了回去。
时间过得慢极了。谁也不说话。有谁从屋里走过，总是慢慢的、轻轻的。仿佛他们都在紧张地等待一个信号。
对蕾娜特来说，这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是最难过的了。她筋疲力尽，渴望关键的时刻赶紧过去；她不知道将面临什么局面，他们会不会逼她上飞机一起走？会不会叫她一个人穿过沼泽，或者是关在这座房子里？怎么样她都无所谓，反正这场恶梦快要结束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号先生和其他人都有武器。她害怕警察发动进攻，因为她不知道在那种场合中该怎么办。警察不认识她，也许会把她当成集团中的一员，一旦发生枪林弹雨的战斗，他们不会管她；结果不是受伤就是死亡。
她感到很不舒服，胃在抽搐，可是脑海中的一幅图像却驱不散：她看见所有的人都在机枪的扫射下倒下，所有的人……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源于混乱的理想主义的奇怪而毫无意义的敲诈念头。
为什么她就不能相信三号先生所宣扬的好的一面呢？不顾一切，为一个使命献出自己的一切，保卫老人和弱者，给饥饿者和受冻者以温饱。这些在各个宗教的教义中都有，为什么实际上做不到呢？为什么宗教没有力量去强迫饱人接济饿汉？为什么她自己心中的火花也熄灭了？为什么在她应该感到充实、应该燃起热情达到维护法律的目的时，内心却反而空虚了？是因为愚蠢慾取而代之时，善心已经耗尽了吗？是因为同情心碍手碍脚吗？还是因为她太懦弱，不敢去发善心，去同情？是她没有勇气去做与那些面对英雄墓，在军乐声中挥洒热泪的人大相径庭的事吗？她是否属于那些与斗争现场保持一定距离，仅在国家允许的情况下大叫大嚷反对某种背叛国家的非法行为的叫喊者行列呢？
害怕的心情不肯离她而去，反而紧紧地嵌在她的喉咙里。也许他们会把她这个障碍在最后时刻清除掉？而他，三号先生，会不会袖手看着别的男人把她拽出去了会不会像在沼泽地中那样再救一次她的生命呢？他敢违背一切命令？违背那个女性集团成员的命令吗……
她不能死，也不想死。然而危险的处境，却使得她浑身的血液直冲脑门。她轻轻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木头上。房子里一片寂静。她转动了门把。门像以往一样锁着。她敲打着门，然后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她用拳头擂着门，直到被自己的猛烈吓呆了。她想：静静地等待着观察事态的发展，是不是要聪明些呢？她突然害怕她的绑架者们会发怒，于是又蹑手蹑脚回到了简易床上。她的脖子和眼睛都疼得要命，浑身发热，两手冰凉，心在发抖。她为自己的胆小怯懦害羞。可是恐惧在无情地增长，最后笼罩了她的身心和周围的一切。
她的手指死死拽住被子，把头埋在枕头里。就这么躺着，直到气力耗竭，才酣然睡去。
离规定的时间还早，他们就都醒了。约翰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就坐在地下室里盯着收发机。山笛在机舱里钻过来钻过去，检查着各种仪表。他用一块羊毛围巾擦拭铮亮的金属部分和玻璃窗；一股不由他作主的力量在推动他。他必须干点事，哪怕是毫无意义的也罢，这样可以使他的手的抖动不那么明显。马科斯从天蒙蒙亮时开始守着瞭望孔。他全神贯注，沉着镇定，头没有从那里转开过一次。贝特西在地下室和她的房间之间蕩来蕩去，横穿客厅，不时碰倒椅子，板着脸继续走。除了马科斯，克里斯朵夫大概是最冷静的了。他懒散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嘴和鼻子前，除了眼睛，别的什么都不动。他观察着贝特西、约翰和马科斯。尤其是山笛。山笛不时从棚子那儿跑过来。寻找着某种根本不可能在这房子里找到的东西，离开时脸色抑郁、苍白，跟来时一样，最使克里斯朵夫担忧的是山笛。要是山笛神经上顶不住，他们就全完了。谁驾飞机带他们去爱尔兰呢？——
“开始吧。”贝特西突然说。一她说得很响，太响了，就像一把灼热的针刺进了所有在场人的心坎上。
“要去叫山笛吗？”马科斯问。
贝特西点点头：“都应该在场。”
他们向地下室走去。约翰把话筒的角度对好，看看表，按下了几个键。克里斯朵夫仍然在上面站着，当马科斯转过身来时，他正看着下面闪光的小灯。
“罗莲呢？”马科斯问，“不要她来吗？得让他们知道她还活着啊。”
“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就行了。”克里斯朵夫在上面说。
“要是他们的收发机前坐着一个熟悉罗莲声音的法国人怎么办？”山笛嘶哑着嗓门说。
“贝特西法语很好，谁也发现不了什么；再说我们可以推托说声波衰弱，传播失真。”克里斯朵夫说，“对不对，贝特西？”
贝特西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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