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
《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
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五
善于描写战争，提供封建社会战争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材料，是《三国演义》具有积极意义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既然成为解决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那么战争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的得失存亡就有着决定的意义；研究和总结战争规律，以便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运用它去指导战争，取得斗争胜利，是军事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阶级社会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国时期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战争迫切要求发展军事理论，同时也为军事理论提供丰富的原料。《三国演义》写作的时代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离三国时期已一千多年，其间又经历了许多战争的实践，使总结战争规律的军事著作和描写战争的史传文学有了新的内容，作者吸取了这些方面的成果，并根据元末明初的战争的体会，特别擅长关于战争的描写。《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许多战略战术的运用，大体上符合军事科学的原则，而且还写了具有某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的事例，描写战争的艺术方法也是丰富多样的。
例如袁曹官渡之战，战争一开始，双方的力量对比、客观条件的优劣差别很大。袁绍起人马七十万，粮食充足，且具有地理上的有利形势；曹军只有七万，粮食将尽，地理上也不利。但由于曹军这一方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利用和扩大袁军决策错误、军心涣散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袭击袁军屯粮之处，火烧粮草辎重，一战而胜，乘胜再下，各个击破，取得击溃和全歼主力的胜利。相反，袁绍主观指导错误，完全丧失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遭受失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官渡之战强弱双方的转化，体现了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
《三国演义》写吴蜀彝陵之战，吴军连败十馀阵之后，陆逊下令不许迎战，即使蜀军在阵前“辱骂百端”，“解衣卸甲，赤身裸体，或睡或坐”，也坚守不出，采用战略退却的方针，促使蜀军向骄傲、焦躁、疲惫、松懈、轻敌方面转化，以至刘备“移营夹江，横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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