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里，下四十馀屯，皆依溪傍涧，林木茂盛之处”（第八十四回），造成吴军战略反攻的极好条件，结果刘备全军覆没。“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退让一步，不是懦弱，目的是调动敌人，促使事物向有利于自己方面转化。战争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对立面，要研究攻守、进退、动静、劳逸、利害、得失等对立面转化的规律，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就能促成事物转化，可以胜利地指挥战争。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还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用不同的战术解决不同的战役。《三国演义》写战争，不是千篇一律地写双方对阵，在作者笔下，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都千变万化、各有特色，反映了现实战争的矛盾特殊性，和解决矛盾的战略战术的多样性。“火烧赤壁”、“水淹七军”，一是火攻，一是水攻，采取两种不同战术，都是根据天时、地形和特定的具体的战争条件决定的。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解决不同的具体问题。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就是一个例子。曹丕发大兵五十万，五路并进，攻打蜀汉，引起全国震惊。由于诸葛亮善于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了解每一路将领的才能、特点、地形的险要，以及他们内部的矛盾关系等等，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和措施，终于化险为夷。相反，如果不去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点，不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其结果总是要把事情弄坏。《三国演义》曾塑造了一个军事教条主义者马谡的形象。马谡奉命去守街亭，他不是具体分析街亭的攻守形势、敌我情况，作出切合实际情况的战斗部署。却不用脑筋地背诵古兵法上的公式：“兵法云：‘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照书本上的公式画瓢，作出违反实际情况的错误决定，结果街亭失守，破坏了全局的战略部署。
《三国演义》写战争运用的战略战术是丰富多样的，例如：从多种矛盾中找主要矛盾、战役的持久与速决、判断战况的假象与真象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战争，它不同于农民战争。战争从来就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有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规律；某些战争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不同阶级应用这些规律，却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三国演义》在描写战争方面是有成就的，但是应该看到作者的鲜明倾向是：“将帅”决定战争的一切，“兵士”几乎是虚设的，人民更是毫无地位。这种颠倒历史的现象，是“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有些情节，则反映出作者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观点。另外，《三国演义》虽然描写了某些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战争事例，但作者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规律，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觉的认识；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这些事例内在的唯物辩证法原则才能被人们所认识。
八
取材于历史，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是《三国演义》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小说取材的来源已经指出过，它包含两方面：一类是历史书，像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鲁迅曾经指出创作《三国演义》处理题材的问题：“据正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却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艺术创作的长期过程中，作者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没有全部摒弃它，而是依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创作成果，通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造，塑造出具有一定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人物。正如鲁迅所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鲁迅书简》第六○五页）以曹操的形象来说，这个人物的真实性问题，一向是争论最多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是历史上曹操的翻版。曹操性格如此复杂、深刻，是在各个时代艺术加工过程中形成的，作者通过对现实的观察、研究、分析，加深对封建社会“英雄”性格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样经过再创造的人物，已经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所能包容，在这个形象中，同时也体现了历史上其他“乱臣贼子”的某些特征。《三国演义》的这一特点，为明代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所不及。《小说枝谈》记述《列国志》创作情况，指出它是把“《左传》、《国语》、《战国策》诸书……一一取而充塞其篇幅”。明代这种依据史书记载，装点成小说的形象，是十分普遍的，其成就和影响都远远不及《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的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它塑造人物的艺术特点是：
在现实矛盾的斗争中，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分立的决定性事件，曹、孙、刘三个集团，为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拚死的斗争。出现在这次历史性舞台上的人物有：诸葛亮、孙权、周瑜、鲁肃、黄盖、曹操、蒋干等十几个人物。诸葛亮出使东吴，揭开了多种矛盾冲突的序幕。曹操大军压境，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在两派各自陈述“战”“降”的利弊中，孙权动摇于两者之间，既害怕曹操的强大兵力，不敢应战；又不愿向曹操称臣投降。作者通过孙权一再“沉吟不语”、“低头不语”，以及数次反覆，来写他内心矛盾。作者从东吴“主战”“主降”两派矛盾冲突中，通过孙权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的具体描写刻划出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不仅孙权如此，诸葛亮机警、雄辩、多谋略，周瑜气量狭窄，鲁肃小心拘谨，黄盖、阚泽勇敢沉着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以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显现出来，达到性格和言行的和谐一致，人物性格个性化得到异常生动的表现。即便如两次短暂出场的蒋干，虽然着墨不多，却由他自己的言谈举动，活现出一个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人物。这种直接描写人物言行的白描手法，其艺术表现力，超过作者的侧面叙述。刘禅是一个处在重要地位的人物，作者并不缺少对他性格的侧面叙述，但形象不鲜明。第一百十九回，写他做了俘虏后的“乐不思蜀”，从刘禅的言语、体态、神情中，描写他的昏庸、低能，却成为一段表现人物性格非常出色的文字。
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时，精心选择了细节描写，如第十七回“借头压军心”一节，写曹操攻打袁术时，军粮将尽，接济不及，命令仓官王垕“以小斛分散”，不料士兵怨声四起。“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有力地揭露了曹操的狠毒，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把细节描写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结合起来。细节不是使用那些偶然的、一般的、可有可无的细节，如第二十四回，写刘备要袁绍出兵，乘虚进攻许昌，这是一次极好的出击时机，袁绍却为了小儿子生疥疮而拒绝出兵。小说描写他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灰心丧气地叹息：“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反映袁绍目光短浅、优柔寡断的懦夫性格。第一百三回，司马懿在渭北打了败仗，拒绝再出战，诸葛亮送了妇女衣服，并在信中给以极大侮辱，以为挑战。“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表现司马懿隐而不露的阴险是很深刻的。某些细节的反覆着重描写，使人物性格更加深化。“许攸问粮”写曹操一再说谎，通过曹操装模作样的细节描写，使一般的虚伪深化为奸诈，丰富和突出曹操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
渲染环境气氛，以加深人物性格的刻划。“三顾草庐”一节，作者先后曲折地写了司马徽、徐庶对诸葛亮的介绍，影影绰绰地虚写他非凡的才能，用气氛来烘托人物形象。前二次刘备去隆中都没有遇见，而卧龙岗静谧秀丽的景色、踪迹不定的“逸人隐士”、吟诗唱句的歌声，以及刘备迫切求见的心情的描绘，达到情景交融，使气氛更加神秘，引起人们渴望一见诸葛亮。“三顾草庐”气氛的渲染，是作者为了美化刘备“求贤若渴”的封建政治家风度和神化诸葛亮的希世之才，为理想化的人物涂抹色彩。《三国演义》对曹操的几次败仗，写得很生动，这就是在第六十回提到的：“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这几次战役，曹操败得相当惨，作者极力描写他狼狈不堪的处境，气氛也很悲凉，但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曹操，有时会意想不到地连连大笑，这是用环境描写来反衬曹操“顽强”“狡谲”的一面。环境描写不是孤立的，只有和刻划性格交融在一起，才能丰富艺术表现力。像“温酒斩华雄”、“大战长坂桥”，都是小说渲染环境、烘托气氛极为生动的篇章。由于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出千军万马奔腾呼啸的气氛，并在典型环境中刻划性格，使关羽、赵云、张飞等的“勇武”气概得到有力的表现。
在艺术结构方面，《三国演义》叙述了上百年的历史，组织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正如明高儒所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百川书志》）。小说前八十回，叙述汉末大小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小说后四十回，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直至晋统一全国。全文有头有尾，前后呼应。小说以魏、蜀、吴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以描写战争为主要情节，围绕这条主线，串联着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参差错落，然而前因后果都很清晰。在用笔上，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有时还运用插叙、倒叙，说明情节的来龙去脉；显示了《三国演义》在结构上的成就。
间杂文言和白话是《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它改变正史的全部文言，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文词，使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懂；跟平话相比，选词用字较为精炼，抒情写景也较细致。作者还注意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张飞；个别地方也有生动的口语，如第五十四回，写吴国太和孙权的对话。不过，类似这种较为成功的语言是不多的。《三国演义》保留了大量书面语，有些章节照抄史书原文，因此，这种间杂文言、白话的语言，比起《红楼梦》、《水浒》等接近口语的语言来，就显得逊色了。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自它问世以后，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明清以来，上自写盘古的《开辟演绎》，下迄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包括各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或以史事为主线，或以人物为中心，创作十分繁荣。另外，戏剧、曲艺等，也以《三国演义》的内容为题材，进行大量的创作和改编。《三国演义》以它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维妙维肖的人物刻划，影响着后代文学艺术。不仅如此，即使在今天，它杰出的艺术成就，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借鉴，也应该是肯定的。
何磊
一九七三年八月
一九八二年八月修订
校注说明
凡此一类，我们均依据明本，参酌史籍，加以改正。由于本书是普及性读物，避繁不作校字记，此类改动，不及备列，举例以概其馀。
毛本虽然是清初人所作的改订本，其中依然保存着一些元明时代（来源可能更早）的用语。如“无徒”是流氓无赖的意思，“磨旗”是圆圈式地挥舞旗帜的意思，过去通行的排印本臆改为“强徒”、“麾旗”等。我社在前次整理时亦就发现所及，作了纠正。
再有，《三国演义》毕竟不同于一般小说作品，它是历史小说，其中主要人物事迹绝大部分都是按照史籍记载的通俗演义。这样，书中存在的好些人名、地名、官制名称上的讹误，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一任其继续沿误下去。校订中对这一类地方，凡是比较显著而不难考核的，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正。例如，第七回起写到“桓阶”，毛本、明本均作“桓楷”。此人《三国志·魏书》有传，其他史籍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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