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归藏黄帝，今当从此说以否？敢问杜子春，何以知之？”郑答曰：“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着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是郑氏已不能定，直据近师为言耳。朱亦栋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此为定说。皇甫谧云：‘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则兼而用之。彼盖以连山为烈山氏，故易宓戏为炎帝也。然则归藏何义矣？”秦燔五经，易何以得脱？艺文志：“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几年而复立？儒林传：“初立易杨。至孝宣世，复立施、孟、梁丘易。至孝元世，复立京氏易。”王先谦曰：“儒林传赞言：‘武帝立五经博士，易唯杨何。’”宣帝之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易一篇，名为何易？宣帝本始中，得易，儒林传、艺文志未载。隋志：“得说卦一篇。”姚范曰：“想房、宏当时有此说。”余注正说篇。此时易具足未？”正说篇：“得佚易一篇，易篇数始足。”
问尚书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尚书二十九篇，伏生所授今文也。汉书艺文志：“经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奇有百二篇，“奇”，字误，未知所当作。恢国篇：“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宣帝同，奇有神鼎黄金之怪。”亦“奇有”连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具见佚文篇、正说篇。秦焚诸（诗）书之时，“诸”当作“诗”。正说篇：“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今“诗”讹作“诸”，是其比。语增篇、正说篇并作“燔诗、书”，是其证。尚书诸篇皆何在？艺文志曰：“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经典释文序录曰：“及秦禁学，孔子末孙惠壁藏之。”附注云：“汉纪尹敏传（盖东观汉记。）以为孔鲋藏之。”孔丛子说同。家语后序以为孔腾。三说皆谓古文尚书。汉兴，始录尚书者何帝？初受学者何人？”史记儒林传：“孝文帝时，欲求得治尚书者，乃闻伏生能治，老不能行，乃使朝错往受。”仲任以为景帝始立尚书，见正说篇。误，不足据。
问礼家曰：“前孔子时，周已制礼，艺文志：“帝王质文，世所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殷礼，夏礼，凡三王因时损益，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篇有多少，文有增减。不知今礼，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汉承周，将曰：“周礼。”夫周礼六典，又六转，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周礼天官冢宰郑注：“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六典者，即大宰云：“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礼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正说篇句有“经”字，此据补。无三百六十官，又不见天子，天子礼废何时？岂秦灭之哉？礼经，即汉志“经十七篇”也。（“十七”二字，今误倒，此依刘校。）经十七篇，为正经，故列为六艺之目，称曰礼经，单言曰礼。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佚礼一篇，（六）十〔六〕篇中，是何篇是者？“六十”当作“十六”。下文“十六篇何在”，“见在十六篇”，“今礼经十六”，并作“十六”，是其证。姚范曰：“六十”当作“十六”。然士礼十七篇，而充屡言“十六”，岂以“既夕”合“士丧”耶？晖按：汉志“经十七篇”，与刘歆、郑玄所述古礼经相较数合，陆氏序录、阮氏七录因之。志又言高堂生传十七篇。此云“十六”，又云其间一篇得于河内，未闻。困学纪闻五曰：“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无传焉。”原注曰：“论衡以为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佚礼，恐非。”按：佚文篇曰：“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礼三百。”此即汉志所言礼古经出于孔氏者。河内得佚礼，亦见正说篇，与孔壁为两事，志未举耳。房、宏、陆德明亦言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则仲任所述，事足征信。王氏执志规此，非也。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何在？盼遂案：“十六篇”当依后汉书作“十二篇”，盖涉下文有十六篇字而误。曹褒传：“章和元年正月，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褒依礼条正。”汉书叔孙通本传所称起定朝仪，汉诸仪法、宗庙仪法及诸经注疏所引礼器制度，即此之仪品十二篇也。而汉书礼乐志则言：“今叔孙通所撰礼仪及律令同藏埋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着，民臣莫有言者。”则是仪品罕行于世，故仲任云“何在”也。而复定（仪）礼〔仪〕？黄以周读汉书礼乐志曰：“王充论衡谢短篇云：‘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何在？而复定仪礼？见在十六篇，秦火之余也。’‘仪品十六篇’，当依曹褒传作‘十二篇’，盖涉下文而误。本传所称定朝仪，汉诸仪法、宗庙仪法及注疏所引礼器制度，即此云‘仪品十二篇’是也。云‘何在’者，王充亦未见其书也。充亦章帝时人，东汉之初，其书不绝如□可想也。其云‘复定仪礼，见在十六篇’，未知亡于何时。或以为即今仪礼十七篇，古本少牢馈食与有司彻连篇，难信。通所揖礼十六篇中，有尔雅，必非礼经。”晖按：黄读非也。齐召南前汉书礼乐志考证、程树德汉律考并以“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篇”句绝，误同。此谓礼经十六篇何在，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也。后汉书曹褒传论：“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有救崩弊，先王容典，盖多阙矣。”张揖上广雅表曰：“叔孙通撰制礼制，文不违古。”是仪品本于礼经，故仲任诘之曰：时十六篇何在也。“礼仪”即谓“仪品”。司马迁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儒林传、礼乐志、本书率性篇，并可证。此作“仪礼”，字误倒也。或以“仪礼”为礼经，失之。据曹褒传，叔孙通所作，只十二篇，未云十六。且此文屡云“礼经十六篇”，则此“十六篇何在”五字为句，以指礼经，明矣。此句既谓礼经，则下句又云“仪礼”，于义难通。且礼经有仪礼之名，始见后汉书郑玄传，（吴承仕释文序录讲疏谓始自晋书荀菘传。）仲任未及称也。程树德曰：“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盖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劭删定律令为汉仪。’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晖按：曹褒传：“汉仪十二篇。”晋书刑法志云：“傍章十八篇。”十八篇者，与律令同录，删律令为汉仪，则为十二篇也。洪颐楫读书丛录四：“班固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此云仪品十六篇，视班固所上增加四篇。”亦因误读而妄说也。见在十六篇，秦火之余也，盼遂案：叔孙通所定仪礼十六篇，或以为即今之仪礼。古本少牢馈食与有司彻连篇，故得十六。其说难信。通所定仪礼中有尔雅，（见张揖上广雅表。）其非今之仪礼必矣。以上二则，参取黄以周读汉书礼乐志说。更秦之时，篇凡有几？史记儒林传：“礼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
问诗家曰：“诗作何帝王时也？”彼将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也〕。”“也”字据宋本补。此鲁诗说也。路史后纪九注以为齐、鲁诗三家同。列女传仁智篇魏曲沃负传：“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艺文类聚三五引张超诮青衣赋：“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此云“大臣”，盖毕公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法言至孝篇、汉书杜钦传、匡衡传、后汉书明帝纪、后纪序、杨赐传、春秋说题辞、（明帝纪注引。）后汉纪，并以为刺康王而作。夫文、武之隆，贵（遗）在成、康，“贵”为“遗”之坏字，句亦见语增篇，今据正。康王未衰，诗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时，诗何不作？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今见尚书舜典。“咏”字古文作“永”。马曰：“歌所以长言诗之意也。”郑曰：“声为曲折，又依长言。”史记改“永”作“长”，盖从孔安国故。今文作“咏”。艺文志引书，释之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礼乐志作“□”。说文：“咏”或作“□”。班氏多用今文。仲任与同。师古注：“咏为永长。”乱家法也。此时已有诗也。断取周以来，而谓兴于周。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释文曰：“既取周诗，上兼商颂。”晖按：韩诗以商颂为正考父作，是亦周诗。故曰断取周以来。盖用韩诗说也。古者采诗，诗有文也；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说文：“古之●人以木铎记诗。”今诗无书，何知非秦燔五经，诗独无余礼（札）也？先孙曰：“礼”疑“札”之误。“札”误为“□”，转写作“礼”，遂不可通。（庄子人间世篇：“名也者，相札也。”释文引崔撰云：“札”或作“礼”。与此误同。）艺文志：“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盖无余札，口授而幸全耳。
问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时也？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乃作春秋。”诸侯年表：“时周敬王三十九年。”仲任不从此说。详下。自卫反鲁，然后乐正，论语子罕篇郑注：“鲁哀公十一年，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还以正之。”春秋作矣。杜预左传序：“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疏：“说左传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而致得麟。”公羊家则谓：乐正，雅、颂得所，料理旧经，在自卫反鲁时，作春秋，则在获麟之后。（公羊哀十四年疏。）论语谶亦谓自卫反鲁作春秋。据正说、案书，知仲任三传宗左氏。自卫反鲁，哀公时也。自卫，何君也？诸侯年表：“卫出公九年。”俟孔子以何礼，而孔子反鲁作春秋乎？左哀十一年传：“孔文子将攻大叔，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文子止之。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史记孔子世家同。此文似谓作春秋，乃因卫君所俟之礼。孔丛子居卫篇、史记自序、公羊篇首注又谓因厄陈、蔡。孔子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春秋乎？制作以为经，乃归（号）春秋也？“归”字无义，字当作“号”。“号”借作“递”。“归”一作“●”，“递”，“●”形近故误。（汉书王褒传：“伯牙操递钟。“臣瓒注：“楚词云：‘奏伯牙之号钟。’汉书多借假，或以‘递’为‘号’。”二句文选圣主得贤臣颂注引，汉书今佚。）“号”草书作“●”，“归”作“●”，形亦相似。正说篇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即其义。公羊庄七年何注：“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孔丛子执节篇：“鲁之史记曰春秋，经因以为名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陆德明释文序录，并谓春秋即鲁史记之名。史通六家篇：“‘汲冢琐记，太丁时事，以为夏、殷春秋。’国语曰：‘晋羊舌肸习于春秋。’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杜预曰：“史之所记，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甚是。正说篇曰：“夫言春秋，实及言冬夏也。”（今挩“冬”字。）盖杜说所本。
法律之家，亦为儒生。问曰：“九章，谁所作也？”刑法志：“萧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唐律疏议曰：“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据此，则萧何九章律，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也。彼闻皋陶作狱，尧典：“皋陶作士。”马注：“狱官之长。”必将曰：“皋陶也。”诘曰：“皋陶，唐、虞时，唐、虞之刑五刑，尧典称尧曰：“流宥五刑。”称舜曰：“五刑有服。”马注：“五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案今律无五刑之文。”崔寔政论谓九章具五刑。或曰：“萧何也。”诘曰：“萧何，高祖时也。孝文之时，齐太仓令淳于德（意）有罪，“德”当作“意”。“德”或作“□”，作“●”，与“意”形近，故误。史记仓公传：“姓淳于氏，名意。”盼遂案：“淳于德”依史记仓公传作“淳于意”。“德”与“意”为形近之误。古“德”字作“□”，与“意”字极似。征诣长安。其女缇萦为父上书，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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