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何以又说福祸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人天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治期篇中的话。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仪，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穣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穣。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为有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招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治期。
这是一种很明了的“唯物的历史观”。最有趣的就是，近世马克思（ Marx）的唯物史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必然趋向说”是相关的；王充的唯物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命定论”是在一处的。
这种国命论和班彪一流人的王命论大不相同。班彪生西历三年，死四五年。生当王莽之后，眼见隗嚣、公孙述一班人大家起兵想做皇帝，故他的王命论只是要人知道天命有归，皇帝是妄想不到的。故他说：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此在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阨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韩信、黥布。强如梁、籍，项梁、项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么□尚不及数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王命论。
这种王命论是哄骗那些野心的豪杰的。王充的国命论是规劝那些迷信灾异祥瑞的君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时势，便可懂得他们的学说的用意。懂得他们的用意，便能原谅他们的错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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