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疲于奔命。
安娜，迪布勒伊的妻子，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她似乎是一个持恒宁静的化身，不论现实世界发生多大的变故，她仍然在职业与家庭的正常轨道上习惯地运行，是尽职的专家，是爱丈夫、操持家务的主婦，是关心女儿的慈母。然而，在战后的这个时期里，她身上却产生了与原来生活完全反向的自我个性觉醒，产生了作为一个长期与年长的丈夫缺少[ròu]体之爱的成熟婦女的本能要求，因而有了两次外遇，特别是第二次外遇，震撼了她整个的身心，几乎使她脱离自己长期以来的生活轨道与心理轨道，几乎摧毁了她往常生活的全部支撑点，最后，还几乎使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樊尚，报社里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编辑兼记者，左派知识界中的愤怒青年，他怀着战争时期积累难消的仇恨，像一头盲目的愤怒的野兽一样乱闯，对那些他认为在战时有附敌行为的人进行恐怖的暗杀惩处活动，自以为是在主持正义，但同时老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法律的追究。
朗贝尔，报社里又一个青年编辑兼记者，他颇具才华，也有上进心与正义感，但他老一副“困惑的面孔”，对自己想做的一切都没有把握，顾虑重重，犹疑不决，需要别人帮他作出决断，在复杂的现实中，他终于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纳迪娜，迪布勒伊与安娜的女儿，她曾经有过纯真的少女时代，但战争在她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使她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活目标的人。她像一只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面上漂蕩，从这个学科转到另一种职业，从这一个男人的床上转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更令人忧虑的是她那看起来似乎已经无葯可救的精神危机：她玩世不恭，对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采取嘲讽的态度，对任何有意义的事物都拒不承认。
这是战后法国困顿迷茫的一代，他们几乎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无所适从，只不过有的人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有的人还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基本的事实是：在战后这个时期里，“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点什么为好”，即使有人知道应该去干什么，但不是在干毫无意义的事，就是自己看不出所干的事有什么意义。而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困顿的时代与世界里，自己的境况与前景将会怎样，个人的命运将怎样，谁也不能预料。这一批在抗德时期曾风流一时的知识精英的迷茫感与迷茫状态是如此深重，以致全书是以“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这两个迷茫色彩十足的疑问句作为结束。
他们的迷茫困顿，与其说来自战后法国的衰颓与萧条，不如说来自现实世界的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存在于国际形势中，也存在于国内状态里。在国际形势方面，当他们在1944年欢庆即将完全实现的胜利时，曾热情洋溢地欢呼过“美利坚万岁”，也真诚地举杯“为苏联的健康干杯”，而今他们却親眼看见了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欧洲支持那些残存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使那些地方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得解放；親眼看见了美国如何成为欧洲的统治者，美国的势力如何咄咄逼人地伸入法国的现实社会、甚至干预他们自己的事业领域，利用他们的困难，对他们苦心经营的报纸进行要挟。另一方面，被他们视为人类希望的苏联，却又被揭露出存在着集中营与劳役制度，这也是他们作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如何看待世界的这两大现实的真相，已经构成了他们认知能力上的巨大负担，而这两大力量的摩擦、对抗与斗争及其对法国现实生活的直接影响，对他们来说更是巨大的尖锐的挑战。在国内状况方面，同样也存在着两大势力，戴高乐派与法共的对立、《费加罗报》与《人道报》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时提出尖锐的问题，要求人们作出明确的回答，而这些问题又无一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很难作出绝对的截然的答案。与此同时，他们深感过去在反抗德国占领的时期，人群中的敌与友、善与恶都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但在战后的年代，这种简单的截然的划分已经不适用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了复杂的分化与变化，很多人似乎是处于一种临界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塞泽纳克这个抗战时期英武的青年战友因为吸毒而沦落成为了密探，他是否还曾有光荣的过去？是否本来就是一个恶棍？萨玛泽尔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游击英雄，而今身上发散出政客的气息，成为了左派的对手；特拉利奥是个实力雄厚的大资产者，但却资助并参与了左派《希望报》的事业而又一直试图改变它的方向；著名的作家斯克利亚西纳是他们熟稔的朋友，但他親美反苏的言行又不时与他们发生冲突；拉舒姆与拉福利都是法共在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有时像朋友有时又像仇敌；即使是朱利安与勒诺瓦这两个早年从超现实主义到超人运动一直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并由此而反目成仇。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笔下的各种派别和各种倾向的名士杂然混迹、互相为邻、互相制约、互相矛盾、互相撞击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境况，这种境况是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化。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使得一代知识精英感到迷茫。
但他们在这使自己深感迷茫的社会环境中之所以陷入了困顿，却又既不是由于他们落伍于时代、站在逆时代潮流的立场上、缺乏理想与[jī]情，也不是由于他们行动上的消极与无力。恰巧相反，他们一直是满怀着进步的理想与革命的[jī]情，一直在奋斗着，不甘于碌碌无为，不甘于放弃自己的职责，甚至宁可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迪布勒伊为了组织一个独立的左派与法共进行联合行动，不惜放弃了写作；为了使这个左派组织具有实际内容，又不惜使用了劝说、施压等各种手段使自己的好友与跟随者亨利就范，献出了他心爱的《希望报》；他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进行各种政治社会活动，制定纲领、参加集会、撰写文章、进行磋商、接待追随者，等等；在两大势力、两大阵营对峙的复杂形势下，他要求自己所有一切言论行动都严格以不损害苏联与共产党为准则，为此，他又牺牲了与亨利的友谊；而后来，为了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为了筹办新的刊物，他又抛弃前嫌，主动与亨利修好；尽管读者经常见他是在书房里伏案，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的方向、不断行动的人物，用亨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永远“朝自己的方向冲去”的人物，是一个“将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别人，直到生命终结”的人物。同样，亨利也是一个既有进步理想又有积极行动的人物，他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一直是迪布勒伊的最親密的追随者和合作者，几乎就是迪布勒伊的影子。他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活力，在战后复杂的境况里居然颇有所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与报刊主笔，他对葡萄牙独裁政权、对马达加斯加人权问题的揭露，都是十分有力的。作为一个作家，他努力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困顿的境况中也颇有成绩，而他的那种顾全大局的革命感情，则从他克服了思想矛盾、把自己创办的《希望报》献给了“革命解放联合会”一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与迪布勒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没有迪布勒伊那样强烈的党派精神与自觉的阵营意识，因此，他在如何对待苏联存在集中营与劳役制度的问题上才与迪布勒伊分道扬镳。
像这样的知识精英似乎不该陷入困顿与失败，但事实上，他们的困顿很严重，他们的失败很彻底。迪布勒伊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独立的左派组织完全瓦解了。亨利的《希望报》也被右派夺走了，他还由于在私生活上落入了若赛特这个妙龄美女的陷阱，竟做出了违反他一贯的诚实正直品德的错事，为附敌分子提供了伪证，差一点身败名裂。而迪布勒伊与亨利团结在他们自己身边的一个有为的班子，也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安娜心不在巴黎，三番两次飞往美国与情夫欢聚，她在私情中的失意使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险些走上了自杀的绝路；朗贝尔在困顿中奔突了一阵子后，几经犹疑与矛盾，终于投向右翼，并公开撰文“反戈一击”；塞泽纳克可耻地死去；樊尚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葯的恐怖分子；萨玛泽尔也投靠了戴高乐派。经过这样一个从奋斗、困顿到失败的过程，迪布勒伊与亨利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艰苦努力完全无济于事，自己想要有所作为而注定了将无所作为，“我们又回到了零点”。那么，“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呢？”他们的困顿与失败究竟来自哪里？迪布勒伊自己写书进行了总结，他终于认识到了，“法国已经沦为一个五等的小民族”，在战后的世界上，“斗争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展开，我们完全被排斥在外”，而他们这一批左派知识分子却天真地“想要保持独立”、“抵抗两个阵营”，其结果必然“无能为力”，他们的“革命解放联合会”也就“注定是要灭亡”的了。
通过迪布勒伊对失败的总结，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小说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政治斗争中的道路与作用的问题。知识分子在阶级、党派、阵营对峙的条件下能保持独立与自由吗？能作为超然的中间力量发挥作用吗？能作为绝对真理、抽象真理的化身被社会现实认可吗？能开辟出第三条道路通往理想社会吗？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极富有意义的问题。西蒙娜·德·波伏娃让她的一代精英怀着这样一个善良愿望与天真幻想投入严峻的现实社会，让他们碰壁，让他们感到尴尬、陷入困顿，从而作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一批企图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独立路线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尝到了这种独立路线带给他们的苦果。朗贝尔这样抱怨说：“对于左派来说，我过分反共，对于右派来说，我过分親共。”“独立左派”的领袖迪布勒伊虽然一再明确表明与法共的区别，但却被右派当作“危险的共产党人”而加以中伤与攻击，虽然他主观上要与法共采取联合行动并且决不作任何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但却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种种批判：“与共产党争夺群众，分化左派力量”、“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陈旧的道德标准混为一谈”、“是华尔街的走卒”，等等。亨利比迪布勒伊更强烈、更彻底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因而他所受到的事实的教训也更为严酷。虽然他从来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虽然他主观上要求自己在苏联集中营问题上从严格核实与调查事实出发，要求自己做到公正不偏，虽然他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中力求带有善意，力求分清主次，做到准确而有分寸，但文章一发表就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右派、反动派与保守资产者的喝彩，由此，他身不由己地被来自右翼的社会浪潮卷了过去，几乎成了这个他从不屑于为伍的右派社会中的一员，几乎整个沉沦下去。事实上，他在政治上、道德上也的确产生了他过去难以想象的污点，只是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化，迅速回头转向，才免于自己进一步的沦落。小说人物所有的这些状态与变化，都是西蒙娜·德·波伏娃作为“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而展示出来的，但实际上其中却蕴含着一种真理，那就是社会阶级斗争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存在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必然性面前，这些左倾知识分子要求独立自由的路线，只可能落得悲剧的下场。迪布勒伊与亨利正是“历史必然性的无可指责的受害者”。这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主要思想意义。
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让她的左派知识分子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承认了法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里的无能为力、在社会斗争中的无足轻重之后，又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从零开始。他们又准备创办一家周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又握住了共产党伸过来的手，开始进行一次争取民主的联合行动。迪布勒伊为了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又满怀热情到外地去进行活动，发表演说；亨利也放弃了逃避法国现实到意大利去过隐逸生活的计划，又重新投入了工作；纳迪娜终于从她的玩世不恭与虚无主义中解脱了出来；安娜也从绝望的道路上回过头来，企图到生活中去寻求新的意义。小说就这样在积极的基调中结束了，这种积极的基调与光明的结尾，与其说是现实生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的精神状态所带来的；与其说是人物精神状态中对未来很有把握的信心所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物精神上不计前景与成败而坚定不移地自我选择的意志所带来的。虽然小说结束时的现实比小说开始时的现实显然要更严峻、更充满了新世界大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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