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失败，怀疑与绝望中结束，那这一切再也无可挽回。
他在工作间里轻轻走动，他在阅读，在思索，在制订计划。他会成功吗？要不然，后果如何？没有必要往最坏处想，谁也没有把我们吃掉，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再属于我们的历史中盲撞。罗贝尔已经沦落到一个被动的见证人的角色，他将如何了却自己的一生？我知道革命对他已经铭心刻骨到何种程度，革命是他心中的绝对存在。他的青年时代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是在昏暗的小屋子里长大的，从小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岁月中，社会主义是他惟一的希望。他信仰社会主义，并非因为宽厚，也并非逻辑使然，而是出于需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像他父親一样当一个活动家。尽管他经历了1914年的极端的失望，继而在图尔代表大会①两年后与加香②分道扬镳，而自己又无能为力，难以在社会党人中重新激起昔日的革命热情。但这一切远没有使他脱离政治，他一有机会，就重又投入政治活动，眼下，他比任何时刻都充满[jī]情。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暗暗对自己说，创作源泉永不会枯竭的。我们婚后的那几年里，他没有从事别的活动，创作极丰，并自得其乐。或是，他首先是个作家吗？我尽量让自己这么想，直至今天夜里。我还从来没有胆量窥听他内心独自的对话，我再也不对我们的过去那么自信了。他之所以那么快就希望要个孩子，那无疑是因为我不足以充分证明他的存在，或许他是在寻找一种报复，以回报他再也控制不了的未来。对，这一做父親的慾望在我看来很说明问题。我们去布津埃旅行的凄惨气氛也意味深长。我们漫步在布满他儿时足迹的大街小巷，他领我观看了他父親执教的学校和他九岁时在里面聆听多列士讲话的那座昏暗、低矮的房子；他向我讲述了他初次接触日常的烦恼和毫无希望的工作时的情景；他讲得太快了，咬词也太过分，可突然，他颇带不安地说：“一切都未改变，可我却在写小说。”我只想把这看作是一时的冲动，罗贝尔生就性格开朗，我很难想象得出他会产生严肃的怀旧之情。可是，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之后，他整整一个时期，忙于组织警觉委员会。我发现他完全可以更开心些，可我不得不承认事实：从前，他是在勉强地控制自己。他一旦感到无能为力，陷入孤独的境地，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写作，更是如此。1925年和1932年期间，他一边拼命强压心中的烦躁，一边写作。是的，情况正是这样。可与从前迥然不同，他仍然与共产党人和某些社会党人保持联系；对工人的统一和最终的胜利存有希望。我清楚地记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多列士的那句话：“未来的人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最富于生命力的人。”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建设未来，未来的人一定会阅读，正因为如此，他才勤于写作。面临一个死路一条的未来，这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假若他的同代人再也不听从他的话，假若后代再也不理解他，他惟一的出路就是沉默。
①法国社会党于1920年12月25日至31日在图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拥戴者分成两派，彻底决裂。
②加香（1869～1958），著名的法国政治活动家，曾任《人道报》编辑部主任，法共政治局委员。
那该怎么办？他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个沦为渣滓的活人，这令人可怕，可还有更坏的命运，那便是舌如打结，不能讲话。那还不如干脆死了为好。我难道会有巴不得罗贝尔死去的那一天吗？不会的，这难以想象。他已经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可每次总是化险为夷，他一定会摆脱困境的。我不知会以什么方式，可他一定会寻找到某种东西，比如，他哪一天会登记加入共产党，这并非不可能；当然，眼下他还未想到这一步，他对共产党人的政策抨击得太猛烈了。可是，假设他们的路线发生了变化；假设除了共产党人再也不存在任何统一的左派，那么，我想罗贝尔也许不会继续无所活动，也许最终会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我不喜欢这种打算，要他屈从于他持有异议的命令，这对他来说比任何人都更痛苦。至于采取何种策略，他自有考虑。尽管他尝试着奉行犬儒主义③，可我完全清楚他将永远忠实于他从前的道德观。别人的理想主义总令他发笑，他有着自己的主义，共产党人的某些手段，他是绝对不能苟同的。不，这一解决方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差别太多了，他的人道主义与他们的并非同一回事。要是这样，他不但再也写不出任何真情实感的东西，而且将被迫否认他整个过去。
③犬儒主义：古希腊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哲学流派。
“那活该！”他一定会这么对我说。刚才他还说：“多一部少一部书，这无关紧要。”可他真的是这么想吗？我对书向来十分看重，也许看得太重了。我年轻时，喜爱书胜于真实的世界，书对我至今还留下某种影响，书为我保留了一种美好的永恒的情趣。真的，我对罗贝尔的作品如此动情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是他的作品死亡了，那我们俩又将难以摆脱灭亡的命运，未来只不过是一座坟墓罢了。罗贝尔并不这样看待事物，可是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忘我的杰出的活动家，他十分希冀身后留下名声，这名声对许多人来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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