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么认为？”波尔的目光直刺我的眼睛深处，仿佛穿透了我的脸庞，在向一只玻璃球发问，“你认为过去可以重现？”
我知道她期待我作出何种回答，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可不是个预言家。”
“无论如何得让罗贝尔给我解释清楚，时间是什么。”她若有所思地说。
爱情也许并不是永恒的，在她接受这一道理之前，她差不多已经准备否认空间与时间的存在了。我为她感到恐惧，这四年里，她终于明白了亨利给予她的只不过是一种厌倦的情爱。可解放以后，我真不知道在她的心间又唤起了怎样的疯狂的希望。
“你还记得《这位才智横溢的黑人》那支歌吗？我是多么喜欢，你不愿意为我们唱唱？”
她朝钢琴走去，掀开琴盖。她的嗓子有点哑，可还是那样动人心弦。我对亨利说道：“她应该重返歌坛。”他好像感到诧异。当掌声消失后，他走到了纳迪娜身边，两个人翩翩起舞。我真不喜欢纳迪娜看他的那副神态。对她也一样，我毫无办法救助她。我把我惟一的一件像样的衣裙送给了她，把我最漂亮的项链借给了她；我能做的全都做了。虽然我可以探察她的梦幻，可无济于事。她所需要的是朗贝尔时刻准备献给她的爱。可怎么阻止她糟踏这份爱呢？她一直站在小楼梯上，面色苍白地注视着我们大家。可当朗贝尔步入寓所时，她一步几级地跨下了楼梯，一动不动地站在最后一级，像凝固了一般，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感到尴尬。朗贝尔向她走去，神情严肃地对她微微一笑：
“你来了，我多么幸福！”
她用生硬的语调说道：
“我是来看你的。”
这天晚上，他身着雅致的灰色西装，实在英俊。他的穿着总像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追求朴素的美。他举止彬彬有礼，嗓音平稳而且准确，不轻易露出笑容，可他目光的慌乱和嘴chún的温柔无不显出他的青春活力。纳迪娜从他严肃的神情中得到满足，见他表现胆怯而感到心安。她献殷勤地打量着他，显得有点幼稚可笑：
“你玩得开心吗？听说阿尔萨斯的风光是那么秀丽！”
“你知道，一旦风景区被军事占领，就变得一片凄凉了。”
他们坐在楼梯的台阶上，长时间地交谈，然后又跳舞、欢笑，后来为了换换口味，两人可能又吵了一架；和纳迪娜在一起，总是以吵闹而告终。此时，朗贝尔独自坐在火炉旁，满脸不高兴。眼下根本不可能到房子的两头去把他俩扯到一起，让他们携起手来，重归于好。
我走到食品橱前，喝了一杯白兰地。我的目光顺着自己的黑裙往下移动，停留在自己的大腿上；会想到自己长着一条大腿，真滑稽可笑，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条腿，连我自己也没有。色如焦黄的面包似的丝裙下，这条腿细长有力，与别的腿没有什么两样，它总有一天也会被彻底埋葬，仿佛从未曾存在过：这显得多么不公平。我正沉醉在对这条细腿的欣赏之中，这时，斯克利亚西纳向我走了过来：
“看您样子好像玩得不怎么开心嘛！”
“尽我努力吧。”
“年轻人太多了。年轻人呀，从来就不开心。作家也太多了。”他一抬下巴，指了指勒诺瓦·佩勒迪埃和康热，“他们都在写作，对吗？”
“都在写。”
“您，您不写？”
我笑着回答说：“噢，上帝，不！”
他粗鲁的言谈举止惹我喜欢。从前，我跟众人一样，拜读了他名噪一时的作品《红色的天堂》，尤其使我激动的是他那部有关纳粹奥地利的大作；充满[jī]情的见证，远胜一般的通讯报道。逃离苏联之后，他又逃出了奥地利，取得了法国国籍，可这整整四年里，他一直呆在美国，今年秋天，这是我们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很快用“你”称呼罗贝尔和亨利，可似乎从未注意到我的存在。他从我身上移开了目光，说道：“我常想，他们将会怎么样？”
“谁？”
“一般来说指法国人，可尤其是这批人。”
这次，轮到我细细打量他了：三角脸，高颧颊，锐利而又严厉的眼睛，薄薄的嘴chún像女人的一般。这不是一张法国人的面孔。苏联对他来说是个敌国，而美国，他又不喜欢；天底下没有一处使他感到是自己的家。
“我是乘一艘英国船从纽约来的。”他挂着一丝微笑说道，“轮船服务员有一天对我说：‘可怜的法国人，他们连仗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不知道。’我觉得这话对整个局势概括得比较精辟。”第一章（四）
他的话音中分明含有几分得意，真惹我生气。我说：“给过去的事件起个什么名称，这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未来。”
“正是如此，”他激动地说，“正是为了未来幸福，才必须正视现实。我感觉到这里的人对此毫无意识。迪布勒伊跟我谈什么文学杂志，佩隆关心的是开心的旅游，他们好像都以为可以像战前一样生活。”
“那么，上天是派您来擦亮他们的眼睛啰？”
我声音生硬，斯克利亚西纳淡然一笑：
“您会下象棋吗？”
“很不高明。”
他继续挂着笑容，那股学究气早已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早就是知己朋友，意气相投。我心想，他又要来向我施展斯拉夫人的魅力了，而这魅力确实起了作用。我也忍不住笑了。
“下象棋时，要是我作为旁观者观战，我比棋手看得要清楚得多，哪怕我的棋艺不比他们高明，那么，这里情形也是如此：我是从外边来的，所以我看得清。”
“看清什么了？”
“死胡同。”
“什么死胡同？”
我陡然忐忑不安地这样问他。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肩并肩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旁观者；这束来自外界的目光刺得我心绪不宁。
“法国知识分子已置身于死胡同中。事情落到他们头上了。”他带着某种洋洋自得的神态继续说道，“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思想，只有在一定的文明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倘若他们想要人为地挽救这一文明，其结果必定一无所获，他们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赋予艺术和思想。”
“罗贝尔并非生来第一次积极从事政治。”我说，“政治活动从未妨碍他写作。”
“不错，1934年，迪布勒伊牺牲了许多时间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斯克利亚西纳口气文雅地说，“可当时，他的道德观与其文学观似乎可以调和。”他又愠怒地接着说，“在法国，你们从未紧迫地感觉到历史的重担。在苏联，在奥地利，在德国，历史的重担是无法逃避的。正因为如此，比如我就不写作。”
“您过去写过。”
“您以为我就不梦想创作别的作品？可眼下根本顾不上。”他一耸肩膀，“只有历史上有过那种可恶的人文主义传统，才会面临斯大林和希特勒而去关心什么文化问题。显而易见，”他继续说，“在狄德罗①、维克多·雨果②和多列士③的故国，人们总是想象文化和政治可以携手并进。巴黎长时间自视为雅典。雅典已经不复存在，早完蛋了。”
①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文学家。
②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
③多列士（1900～1964）：法国共产党前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住莫斯科，二战后曾任法国副总理。着有《人民之子》。
“至于历史的紧迫感，我认为罗贝尔在这方面比您强。”
“我并不攻击您的丈夫。”斯克利亚西纳只是微微一笑，否定了我这句话的完整意义，而充其量只把它当作夫妻间感情忠诚的一种强烈表示。“实际上，”他补充说道，“我一直认为目前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罗贝尔·迪布勒伊和托马斯·曼。问题正是这样：我之所以预言迪布勒伊必将放弃文学，是因为我坚信他头脑清醒。”
我耸了耸肩膀。要是他想以此来奉承我，那可看错了对象，我打心眼里厌恶托马斯·曼。
“罗贝尔决不会放弃写作。”我说。
“迪布勒伊著作中的非凡之处，”斯克利亚西纳说，“在于他善于把对美的执着追求与革命精神熔于一炉。他在生活中也达到了类似的平衡：他一方面组织‘警觉委员会’，一方面勤于写作。可如今的问题是，这一和谐的平衡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罗贝尔一定能获得新的平衡，请相信他。”我说。
“他必将牺牲其美的追求。”斯克利亚西纳说道。他脸上闪现出喜悦，得意地问道：
“您研究过史前史吗？”
“比下象棋强不了多少。”
“可您也许知道，壁画和在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表明了艺术的发展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连续不断的。可突然，绘画与雕塑消失了，人们发现了数个世纪的空白，这一空白与新技术的兴起恰好吻合。那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纪元，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人类必将面临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再也不容人类拥有自我表现的奢望。”
“类推证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说。
“就不这么比方了。”斯克利亚西纳耐心地说，“我以为正是由于你们親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因此很难清醒地理解它的含义。一场战争绝不等于一个社会乃至一个世界的彻底摧毁，仅仅是摧毁的开端。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必将引起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导致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感知方式本身的革命：我们将很难回忆我们过去的面貌。到时，艺术和文学在我们眼里将只不过是过了时的消遣而已。”
我摇了摇头，斯克利亚西纳[jī]情如火，继续说：
“噢，一旦哪一天世界的霸权掌握在苏联或美国的手中，法国作家的使命还会有什么意义？到时谁也不会理解他们，甚至都不会有人再讲他们的语言。”
“听您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一前景令您神往。”我说。
他一耸肩膀：“这是典型的女人之见，她们没有能力脚踏实地和客观地看问题。”
“就让我们脚踏实地吧。”我说，“客观上，绝没有证明整个世界一定会属于美国或苏联。”
“迟早会的，这是必定的。”他一挥手，止住了我的话，向我露出了斯拉夫人那漂亮的笑脸：“我理解您。解放刚刚不久，你们大家都还沉浸在欢乐之中。四年里，你们吃了许多苦，你们认为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了。可是，代价是永远付不够的。”他突然尖刻地说，直盯着我的眼睛：“您是否知道在华盛顿有一派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执意要扩大战役，一直打到莫斯科？用他们的观点看，他们确有道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如出一辙，都坚决要求无限地扩张；他们两个国家无论如何得决一雌雄。”他的声音变得凄凉起来，“您自以为是在庆贺德国的失败，可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这只是您个人的判断。”
“我知道迪布勒伊坚信和平能够实现，并相信欧洲也有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能。”斯克利亚西纳说道，继又宽厚地一笑：“伟大的思想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我们最终不是被斯大林所吞并，就是被美国所侵占。”
“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死胡同可言了。”我乐呵呵地说，“再担心也无济于事；那些以写作为乐的人尽管去写好了。”
“要是没有任何人读您的东西，还硬要去写，是多么愚蠢的游戏啊！”
“当一切全都完蛋，也就只好玩耍愚蠢的游戏了。”
斯克利亚西纳不再作声，接着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就某种局势而言，不利的因素总归要少一点吧。”他俨然在交心。“要是苏联获胜，那没什么可说的，必定是文明的末日和我们所有人的末日。若是美国获胜，那灾难可能不那么严重。假如我们得以把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强加给美国，得以保留我们的某些观念，那么也许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们，他们有一天会与我们的文化和传统重新建立联系：但必须考虑彻底调动我们的一切可能手段。”
“别对我说什么一旦发生冲突，您希望美国获胜！”我说。
“不管怎么说，历史的发展必将导致无阶级社会的产生。”斯克利亚西纳说，“这只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了。为了生活在这段时间里的人们的幸福，我热切地希望革命爆发在美国而不是在苏联统治的世界。”
“世界要是被美国统治，我似乎预感到革命将出奇地缓慢，将迟迟不能爆发。”我说。
“那您想象革命将由斯大林分子发起啰？革命，在1930年前后，它在法国确实美好。可在苏联，我向您担保，革命就不那么美好了。”他耸了耸肩膀：“你们是在给自己预备到时将惊诧莫名的荒诞事；等到了苏联人占领了法国的那一天，你们准会开始明白的。不幸的是，那时就太晚了！”
“被苏联占领，连您自己也不会相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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