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已经丢尽，可直到现在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将遭遇冷酷的答复还是永久的沉默？
女秘书又出现了：“杜尔纳勒先生很乐意尽快跟您约定个时间，您可以把您带来的信留给我，我等会儿就呈给他。”
“多谢。”亨利说。他把信递给了女秘书。这女人年纪轻轻，权力不小，此信竟落入她的手中，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算了，反正已经完成别人委托他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再也与他无关。他决定去红酒吧，此刻正是饭前饮酒的时间，拉舒姆准在那儿，亨利想对他写的文章表示感谢。他一推开酒吧门，发现纳迪娜坐在拉舒姆和樊尚中间，她气呼呼地说：
“难得见你一面。”
“我忙着工作。”
亨利坐到她的身旁，要了一杯杜灵金酒。
“我们正在谈你呢。”拉舒姆开心地说，“在议论你在《未来》的答记者问。你披露真相，这做得对；我是想指有关针对西班牙的同盟国政治。”
“你们为什么就不親自披露真相？”樊尚问道。
“我们不能这样做，目前不行，可有人这样做当然是好事。”
“滑稽！”樊尚说。
“你什么也不愿明白。”拉舒姆说。
“我明白得很。”
“不，你不明白。”
亨利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饮着杜灵金酒。拉舒姆不失时机地解释共产党是如何重新审视和修正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他这样做，谁也不会责备：他年仅二十就在游击队中发现了冒险、友情和共产主义，他的这种狂热劲确实有情可原。“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曾帮过他的忙。”亨利自嘲地想。亨利曾让他在波尔的公寓里躲藏了三个月，后来又帮他搞到了假证件，分别时，还把自己惟一的一件外套送给了他。
“噢，我感谢你写的文章。”他突然说道，“文章写得真客气。”
“我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拉舒姆说，“再说，所有人的观点都同我一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对，挺有意思的。”纳迪娜说，“就这一次，所有的评论家看法一致：似乎他们在共同埋葬某个人或在颁发一个道德奖。”
“是有这个意思！”亨利说道，“这张小毒嘴，”亨利既高兴又忌恨地想，“她恰好找到了我不愿对自己用的字眼。”他朝拉舒姆微微一笑：“你有一点判断错了：我书中的主人公决不会成为共产党人。”
“那你要让他成为别的什么人？”
亨利哈哈大笑：“呃，成为我所成为的人！”
拉舒姆也笑了：“正是如此！”他两眼盯着亨利：“要不了六个月，革命解放联合会必定不复存在，你终将明白个人主义毫无出路。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亨利摇摇头：“我现在这样对你们反倒更加有利。我替你们披露真相，你不是很高兴嘛。要是《希望报》一味重复《人道报》的言论，这于事又有何益呢？我想方设法引导人们思索，提出你们有提出的问题，道出你们没有明言的某些真相，这样的……”
“应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去做这项工作。”拉舒姆说。
“他们不会让我这样做！”
“当然会让。确实，目前党内宗派主义盛行，可这是为环境所迫，这决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拉舒姆犹豫了片刻：“别重复了，同志们和我都希望不久能有一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杂志，一份比较超脱的杂志，可以在上面十分自由地探讨问题。”
“一份杂志，可不是一份日报。”亨利说，“至于力求自由，我倒要瞧瞧。”他友好地望了望拉舒姆。“要是你真具有一份属于你们自己的杂志，那可是一件大好事。你觉得能行吗？”
“很有希望。”
樊尚朝前倾了倾身子，挑衅地瞪了拉舒姆一眼：“如果你真的直言不讳，那就对你的同志明说，张臂欢迎那些所谓改邪归正的混账，这样做实在卑鄙。”
“我们？张臂欢迎附敌分子？你去对《费加罗报》的读者说吧，他们听了准会喜笑颜开。”
“你们暗中为许多混蛋开脱了罪责。”
“别混淆视听。”拉舒姆说，“当我们决定对某人既往不咎时，这是因为那人可以挽救。”
“照你这么说，那怎么知道被我们干掉的那些家伙是否就不能挽救？”
“那个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挽救，必须干掉他们。”
“那个时候！我杀他们可不分什么时候！”樊尚狡黠地一笑，“可我要对你进一言：那帮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没有一个例外；至于眼下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干掉所有被疏忽的家伙。”
“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纳迪娜问。
“我想说的是应该组织起来。”樊尚答道。他的双眼搜索着亨利的目光。
“组织什么？组织惩治行动？”亨利笑呵呵地问道。
“你知道，在马塞，他们把所有的游击队员都当作刑事犯，正在到处搜捕呢。”樊尚说，“难道应该撒手让他们胡作非为？”
“恐怖手段可不是一剂良葯。”拉舒姆说。
“不。”亨利开了腔。他看了看樊尚：“有人告诉我有那么些家伙以扮演执法者为乐。若为了了结私仇，那我还理解。可有些家伙见到附敌分子就杀，这里杀一个，那里毙一个，自以为这样做是拯救法兰西，那他们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些蠢蛋。”
“我知道，大脑健全的人要么加入共产党，要么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樊尚说。他摇摇头：“你们可骗不了我。”
“那我们就不要你。”亨利声音和蔼地说。
他站起身子，纳迪娜也站了起来：
“我陪你走走。”
她也开始讲究起女人家的化妆打扮来了，她也试着涂抹了一番，可眉毛画得像幼熊的爪子，双眼下方重重几道黑印。她刚出了门，遂开口问道：
“你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不，我报社有事。”
“这时候还有事？”
“什么时候都有。”
“那，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不，我在报社一直要呆到很晚。然后我还要去见你父親。”
“噢！那份报纸！你嘴里就挂着那个词！那总不至于是世界的中心吧！”
“我没有这么说。”
“没有说，可你是这么想的。”她一耸肩膀，“那，咱们什么时候见？”
他犹豫不决。“说真的，纳迪娜，眼下，我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你总要上桌吃饭吧，不是吗？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在你的对面。”她正视着亨利：“除非这惹你讨厌。”
“当然不会。”
“那？”
“行。明天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找我。”
“一言为定。”
他对纳迪娜颇有好感，与她相会并不让他厌烦，可眼下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必须最为严格经济地组织自己的生活：确实没有纳迪娜的位置。
“你回答樊尚时为什么那么凶？”纳迪娜紧接着说，“你不该那样。”
“我害怕他干出什么蠢事来。”
“蠢事！只要有人想行动，你们就说什么做蠢事。你认为写书不更蠢吗？他们给你鼓掌，对你吹捧，可事后便把书往哪个角落一扔，谁也不再想它。”
“那是我的职业。”他说。
“滑稽的职业。”
他们默默无言地又走了一段，等到了报社的门前，纳迪娜硬邦邦地说：“好，我回家去了。明天见。”
她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呆立在亨利面前：“九、十点之间，这太迟了；干什么的时间都不够。难道就不能早一点一起度个夜晚吗？”
“在这之前我没有空。”
她一耸肩膀：“那九点半见。连生活的时间都没有，成名又有何用？”
“生活！”当纳迪娜猛地转身而去时，亨利心里在嘀咕，“在她们的嘴里，这总是意味着要照顾她们。可生活的方式不只是一种！”他喜爱那陈积的尘埃和新鲜的油墨味。办公室还空蕩无人，地下室阒无声息！可大伙儿马上就要在岑寂中出现，他们全是他的创造。“谁也别想夺走《希望报》。”他在心里反复说道。他坐到办公桌前，伸了个懒腰。噢，没有必要心烦意乱。他决不让出《希望报》，再说，他们总能找别的报纸，等他好好地睡上一夜，工作自然就会顺利。
他迅速处理了信函，看了看表，半小时后，他与普莱斯顿有约会，时间还充足，可以先跟塞泽纳克谈谈。“请您把塞泽纳克给我叫来好吗？”他对女秘书说。他端坐在办公桌前。信任他人是件大好事，可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取代塞泽纳克的位置，而且确实比他更有资格。若坚持给这人一个机会，那就势必剥夺了那人的机会，这事有点儿不太好办。“可惜啊！”亨利自言自语。他想起了当初尚塞尔把他领来时，塞泽纳克多有气派，在他干联络员的那一年里，他是最有干劲的一个。也许塞泽纳克需要特殊的环境，如今他脸色苍白，浑身浮肿，两眼无神，总拖樊尚的后腿，再也没有能力写出两行连贯的文字来。
“啊！你来了！坐吧。”
塞泽纳克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亨利突然觉察到自己与他共事已有一年，但对他毫无了解；对其他人，亨利或多或少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生活、旨趣和思想；可是这一位从来都是沉默寡言。“我想知道你以后是不是还想交那些蹩脚文章，是否决定给我们写点别的东西。”亨利说道，他的话声比他原来希望的更生[yìng]了些。
塞泽纳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耸了耸肩膀。
“出了什么事？你很不对劲？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塞泽纳克手中搓着一块手绢，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板，跟他勾通思想实在困难。
“到底怎么回事？”亨利重复问道，“我可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塞泽纳克说，“当记者，我不适合。”第三章（四）
“可开始时干得并不那么糟糕。”
塞泽纳克茫然一笑：“尚塞尔帮了我一点儿忙。”
“他总不至于替你写文章吧？”
“不。”塞泽纳克口气并不肯定地说。他摇了摇头：“别费心了，这行当并不中我的意。”
“你该早讲。”亨利有点气恼地说。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开口问道：“那你想干什么？”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应付的。”
“到底想干什么？”
“我上点英语课，此外，他们答应让我翻译点东西。”他站起身子：“你挽留了我这么长时间，心真好。”
“万一你一时兴起，想给我们寄篇文章……”
“要是真有兴致的话。”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千法郎？”塞泽纳克说。
“这是两千。”亨利说，“可这总不是办法。”
塞泽纳克把手帕塞进衣袋里，平生第一次露出了笑脸：“这是权宜之计，也是最牢靠的办法。”他推开门：“谢谢。”
“祝你走运。”亨利说道。他感到困惑不解：看塞泽纳克的样子，仿佛他早就巴不得逃之夭夭似的。“我可以通过樊尚了解他的踪迹。”他安慰自己。可是他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让塞泽纳克倾心交谈，为此感到怏快不快。他掏出圆珠笔，在面前摊开信笺。普莱斯顿一刻钟之后就要来。他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不愿多想那份杂志；可他满脑子尽是计划，目前出版的周刊统统都很蹩脚，能推出一本真正有水平的杂志，那该多令人高兴。
女秘书推开了一条门缝：
“普莱斯顿先生来了。”
“让他进来。”
普莱斯顿身着便装，没有一点美国人的派头；只是他的一口法语虽然无懈可击，但仍然让人对他的国籍产生几分怀疑。他刚一坐定，便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
“您的朋友吕克可能已经告诉您，在您离开报社这段时间，我们曾多次见面。”他说道，“我们俩都为法国新闻界的条件感到惋惜，条件之差，确实让人痛心。对我来说，能帮助您的报纸，为您提供部分纸张，是件十分愉快的事。”
“啊！这将大大方便我们的工作！”亨利说，“当然，我们无法考虑改变报纸的开本。”他补充说道，“我们与其他报纸要保持一致。不过，谁也不会禁止我们出一份星期日增刊，这样的话，就打开了通道，展现了许多可能性。”
普莱斯顿微微一笑，那神态让人心安。“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他说，“纸张嘛，您明天就可以收到。”他用黑漆面的打火机慢慢地点燃了香烟：“我不得不直言不讳，给您提个问题：《希望报》的政治路线会不会改变？”
“不会。”亨利说道，“为什么要变？”
“在我看来，《希望报》恰恰代表了你们国家所需要的领路人。”普莱斯顿说，“正因为如此，我的朋友和我才愿意帮助它。我们钦佩您的独立精神、您的胆略、您的清醒头脑……”
他打住了话头，余音不绝于耳。
“那么？”亨利说。
“我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您就葡萄牙之行写的头几篇报导，可今天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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