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您的答记者问,感到有点惊诧,您在谈到萨拉查政权时,有意批评了美国在地中海奉行的政策。”
“我确实认为这一政策令人遗憾。”亨利有些生硬地说,“佛朗哥和萨拉查早就应该被赶下台了。”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您完全清楚。毋庸赘言,我们十分希望帮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重新获得民主自由,可要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就是眼下。”亨利说,“马德里的监狱里关着死囚,每一天都很重要。”
“我的看法正是如此。”普莱斯顿说,“美国国务院肯定很快就要接受这一观点。”他微微一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鼓动法国舆论反对我们不恰当。”
亨利也淡淡一笑:“政客们从来就不紧不忙,我以为逼一逼他们有好处。”
“不要耽于过分的幻想。”普莱斯顿親切地说,“您的报纸在美国政界备受赏识。可您别指望影响华盛顿。”
“啊!我无此奢望。”亨利说。他又激动地补充道:“我说的只不过是我内心的想法,仅此而已。您称赞我保持独立……”
“正是,这种独立,您就要危害它。”普莱斯顿说道,责怪地看了亨利一眼。“一发起这场论战,您就要扮演那些想把我们说成帝国主义分子的人的角色。”他补充道:“您坚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此我完全赞同,可这种观点在政治上行不通。再给我们一年时间:共和国定将在最好的形势下在西班牙重新建立。”
“我并不存心发起一场论战。”亨利说,“我只不过想点明某些事实真相。”
“可这些事实会被用来攻击我们。”普莱斯顿说。
亨利一耸肩膀:“这不关我的事。我是记者,我说实话,这就是我的职业。”
普莱斯顿打量着亨利:“如果您心中有数,知道某种实话将会引起不良后果,您还会说吗?”
亨利犹豫了一下:“若我肯定实话有害的话,那我看只有一条出路:我辞职,我放弃搞记者工作。”
普莱斯顿姿态动人地一笑:
“这岂不是一种十分机械的道德观?”
“我有几个共产党人朋友,他们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亨利说,“可我尊重的并不完全是事实真相,而是我的读者。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说实活有可能装扮门面;也许在苏联情况就是如此。”他微笑着说,“可在法国,在今天,我不承认任何人有这种装扮门面的权利。或许对一个政客来说,并不那么简单;可我并不站在那些摆布别人的家伙一边,我属于那些被别人极力摆弄的人;他们指望我能尽量给他们提供情况,若我保持沉默或说谎话,就背叛了他们。”
他停了下来,为自己如此一番长篇大论感到几分惭愧,他这样说话并不仅仅针对普莱斯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茫无目标地防范着众人的攻击。
普莱斯顿摇摇头:“我们又产生了同样的误会,您所谓的提供情况,我看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担心您成了法国理智主义的牺牲品。我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不了解杜威①吧?”
①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
“不了解。”
“可惜。在法国,人们对我们太不了解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普莱斯顿停顿了一下:“要明白我们毫不拒绝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谁也不如美国人那么听得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怎样才能不失去法国人的欢心,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可是法国所处的位置,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地中海政策。”
“我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说话。”亨利气恼地说,“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人总有权利谈谈他的看法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普莱斯顿终于开口说道:
“您显然明白,如果《希望报》采取反美立场,我再也无法对它保持好感。”
“我明白。”亨利冷冷地说,“您也明白我不能考虑由你们来审查《希望报》。”
“可谁说审查了!”普莱斯顿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我所希望的,只是您能始终忠实地坚持您奉以为原则的中立立场。”
“正是这样,我始终不渝地忠实坚持。”亨利突然怒气冲冲地说,“《希望报》可不是为了几公斤纸就可以出卖的。”
“噢!要是您用这种口气说话!”普莱斯顿说道,遂站起身子:“请相信我感到遗憾。”
“我可什么也不遗憾。”亨利回敬道。
整整一天,亨利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气恼。不过,他这次发火自有道理。他真愚蠢,把普莱斯顿设想成一个圣诞老人。此人原来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亨利却把他当作知己倾心交谈,表现如此幼稚,实在难以宽恕。他站起身子,向编辑室走去。
“哎,我可怜的吕克,杂志吹了。”他在编辑桌的桌沿上随便一坐,说道。
“不会吧?”吕克说,“为什么?”他面孔浮肿、苍老,简直像一个侏儒。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泪水马上就像挂在眼角似的。
“因为那个美国佬想禁止我们执言反对美国:他差不多逼着我作出抉择。”
“不可能!他看上去那么善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阿谀奉承的家伙。”亨利说,“我们那么令人垂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迪布勒伊提出的建议吧?他要《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吕克朝亨利扭过脸来,满脸惊骇的神色:“你拒绝了吧?”
“当然。”
“那些党啊、派啊、运动啊、组织啊,全都死灰复燃了,必须跟它们界限分明。”吕克声音恳切地说。
吕克的信念如此绝对,以致人们即使赞同他的观点也忍不住想故意惊扰他一下。“抵抗运动的统一确确实实只是徒有虚名了。”亨利说,“应该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是他们破坏了统一!”吕克陡然激动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他们把这也叫做什么组织,分明是在创造新的分裂。”
“不,分裂是资产阶级制造的,如果谁自以为可以超越阶级斗争,那他就有玩世不恭的危险。”
“听我一句,”吕克说,“报纸的政治路线,应由你来决定,你比我更有头脑;可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对这一点,我绝对反对。”他显出了刚毅的神色,“在经费方面,有些具体的困难,我没有向你汇报,可我已经跟你说过,情况并不太严重。要是让一个算不了什么东西的组织牵着鼻子走,那于我们的事业就不利了。”
“你认为还会失去读者?”亨利问。
“显而易见!到那时就完了。”
“是的,看来很有可能。”亨利说。
要是买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小报,那外省人宁愿看他们的地方小报,也不要巴黎的日报。印数已经大大降低了,报纸即使恢复原来的开本,也不一定就能吸引原来的读者。总而言之,它决不可能在危机之中安然无恙。“显然,我只是个理想主义者!”亨利心想。他曾以信任感、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为由,对迪布勒伊提出了异议,可真正的答案就在数字之中:我们将彻底垮台。这是雄辩的论据,诡辩也罢,道德也罢,对它都无能为力,他急于运用这一论据。
亨利于10时来到伏尔泰沿河大街,可未能按原计划立即发起攻击。安娜如同往常一样,用台式小车推上了一些用作晚餐的食物:葡萄牙红肠、火腿和一冷盘米饭。另外,为了庆贺亨利的归来,还有一瓶莫尔索酒。他们东拉西扯,随意交流旅行的观感以及巴黎最近的一些马路新闻。说实在的,亨利没有多少舌战的兴趣。他为置身于这一间书房而高兴:书房里,一本本书全都已用得发旧,大多是作者新笔题赠的;一幅幅油画都有名家的题名,也都不是花钱买的;一件件小摆设富有异国情调,无一不是旅行的纪念品。这块并不引人瞩目、但却得天独厚的生活天地,亨利敬而远之,但同时,这又是他真正的安乐场所。他在这里感到温暖,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欢悦。
“在你们家里确实十分惬意。”他对安娜说。
“是吗?我一出家门,就有一种失落感。”她乐呵呵地说。
“应该说斯克利亚西纳那天选了一个令人恐怖的聚会场所。”迪布勒伊说。
“真的,那个低级庸俗的场所!可不管怎么说,那是个美妙的夜晚。”亨利说,他淡淡一笑:“除了晚会快结束的那段时间。”
“快结束的时候?不,我觉得演奏《黑色的眸子》那段时间挺难受的。”迪布勒伊一副无辜的样子说道。
亨利犹豫不决,莫非迪布勒伊成竹在胸,不想操之过急立即发起攻击?此时他如此审慎,只得借机行事,若扫了此刻的兴致,太令人遗憾了。可是,亨利迫不及待想证实他内心所取得的胜利。
“您太瞧不起《希望报》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没有……”迪布勒伊笑微微地说。
“安娜是个见证人!您的责问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亨利补充说道,“不过,我想告诉您,您提出的有关《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合成一体的建议,我重新考虑过,甚至和吕克也谈过,根本就不可能。”
迪布勒伊的微笑骤然消失了:“我希望这不是您最后的答复。因为没有报纸,革命解放联合会就永远一事无成。别跟我说还有其他报纸了。任何别的报纸与我们这一运动都不完全一致,若您也拒绝了,谁还会同意?”
“我知道,”亨利说,“只是您要明白,目前,《希望报》处于危机之中,其境况与大部分报纸一模一样;我想危机最终可以摆脱,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难以解决经费问题。何况我们一旦哪一天决定成为某个政党的机关报,印数立即就会下跌。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
“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是一个政党,”迪布勒伊说,“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运动,您的读者不会被吓跑的。”
“不管是革命还是运动,实际上是一回事。”亨利说,“所有那些共产党或親共产党的工人,上次我跟您谈过,他们在订阅《人道报》的同时,很乐意再买一份新闻性的报刊,可决不会再去买另一份政治性的报纸。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与共产党携手前进,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状况:《希望报》一旦贴上某个标签,就马上会让人怀疑。”亨利一耸肩膀:“等到我们的报纸只有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阅读的那一天,那就只有关门大吉了。”
“一旦我们得到某家报纸的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将无比众多。”迪布勒伊说。
“此间,得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这足以使我们彻底完蛋,这对谁都没有利。”
“对,这对谁都没有利。”迪布勒伊退让道。他一时保持缄默,用指头轻轻击打着夹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显然,这确有危险。”
“我们不能答应去冒这个险。”亨利说。
迪布勒伊又静静思索了片刻,叹了口气说道:“得要有钱。”
“对呀,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迪布勒伊以困惑的声音承认道。
当然,他并不会如此轻易地承认失败,他的脑中又在萌生新的希望。可这一论据发挥了威力,在继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再也没有提起此事。不过,亨利经常与他见面,尽量向他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与萨玛泽尔会晤了两次,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并承诺在《希望报》发表宣言。“只要保持独立,你愿意怎么做都行。”吕克常这样说。
保持独立,这已经争取到了,可还必须寻求答案,如何利用这一独立。9月份,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只要保持一点清醒头脑、表现出几分诚意,也就足够了,事情也可以勉强对付过去。如今,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切提出了异议。拉舒姆热情洋溢,对亨利撰写的有关葡萄牙的文章极力宣扬,仿佛《希望报》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有必要辟谣吗?亨利打心眼里不愿意失去那些因《希望报》持公正立场而喜爱它的知识分子读者;但他也不情愿激起共产党人读者的反感。不过,他这样准都不得罪,势必变得无足轻重,他这样做也确实在起着*醉人的作用。那该怎么办?他脑子里一边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向斯克利伯饭店走去,朗贝尔正在那儿等着他共进晚餐。不管亨利采取怎样的决定,都是向某种情绪让步,而不是屈服于某一明摆的事实;尽管他下定种种决心,但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他知之不多,什么也不了解。“先了解情况,然后再说,这总归符合逻辑吧。”他暗自思忖。可是,事情并非按此逻辑发展。首先必须表态,这刻不容缓;然后让事情的发展来判别您的是非。“这正是所谓的哄骗。”他不快地想到,“我也一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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