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了，有罗贝尔、纳迪娜、波尔。可在这个夜晚，他在我眼里显得十分親近，香槟酒也给了我几分勇气：
“您今天晚上好像并不开心。”
“开心。”他递给我一支烟。他确实显得闷闷不乐。“可我在纳闷，到底是谁到处放风，说《希望报》陷入困境，很可能是萨玛泽尔。”
“您不喜欢他吗？”我说，“我也一样。那些不戴假面具便不登场的虚伪家伙真叫人讨厌。”
“可是迪布勒伊倒很看重他。”亨利说。
“罗贝尔？他是认为他有所用处，但对他并无友情可言。”
“这又有什么区别？”亨利问道。
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就如他的提问一样奇怪。“您想说什么意思？”
“眼下，迪布勒伊已经整个儿投入到他的事业中去了，以致他对别人表示的友情的多少，要视其用处而定。”
“这可绝对不是实际情况。”我气愤地说。
他一副挪揄的神态看了我一眼。“我在揣摩，若我不把《希望报》向革命解放联合会敞开大门，他还会对我有何友情。”
“他会失望的。”我说，“出于种种原因，最终迫使您接受了，他显然会因为种种原因感到失望。”
“噢！这我同意，这类假设是愚蠢的假设。”他过于激动地说道。
我思忖罗贝尔是否给亨利造成了一种感觉，仿佛是逼他成交。确实，当罗贝尔想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可能会十分粗暴的。若他伤害了亨利，我只能感到遗憾。眼下，他已经相当孤立了，他千万不该失去这份友情。
“罗贝尔对人爱得愈深，要求就会愈高。”我说道，“比如对纳迪娜吧，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每当他对她的期望不那么过分时，他对她就比较宽容。”
“啊！可为他人的利益和为自身的利益而要求严厉，则完全不是一回事。若是为了前者，那才是爱的表示……”
“可对罗贝尔来说，两者是合在一起的！”我说。
平常，我讨厌谈论罗贝尔，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要清除我从亨利心中感觉到的这种积恨。“《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的结合在他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您应当承认这一点。”我用目光询问着亨利：“您以为他用您用得过分随便了？不，那是出于敬重。”
“我知道。”亨利微笑着说，“他自己明白的事情总是动不动就强加于人，得承认这是一种带有几分帝国主义色彩的敬重方式。”
“不管怎么说，既然是您自己同意的，他也就没有多少过错了。”我说，“我不太明白您到底责怪他什么。”
“难道我说过我责怪他什么了吗？”
“没有，可这感觉得出来。”
亨利迟疑了片刻：“噢！这是件微妙的事情。”他一耸肩膀说道，“若迪布勒伊能处在我的位置上看待问题，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会感激的。”他十分和蔼地朝我微微一笑：“可您就能做到。”
“我可不是一位干事的女人。”我说，“不错，”我紧接着补充道，“罗贝尔时不时故意蒙上自己的眼睛，可这并不妨碍他真正关心别人，并具备无私的情操。您实在是错怪他了。”
“也许。”亨利开心地说，“您知道，当人们违心地接受了一件事情，心里对逼他接受的人总是有点怨气的。我承认这并不十分恰当。”
我带着一种负疚的心情打量了亨利一番：
“《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建立的那些新关系，对您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
“噢！现在就谈不上什么负担了。”他说，“我已经参与了。”
“可您当时并不渴望参与。”
他淡淡一笑：“不那么狂热。”
他不知说过多少遍政治搅得他头痛，可他如今却整个儿陷了进去。我叹息道：“斯克利亚西纳的话总有一点道理吧，政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吞噬人。”
“迪布勒伊那个魔王可不容吞噬。”亨利带着某种羡慕的口吻说道：“他写得还跟从前一样多。”
“一样多。”我说道。我犹豫了一下，不过，对亨利我真的有一股子信赖感。“他写得一样多，可并不如以前自由。那些回忆文章，您曾读过其中的片段，哎，他已经放弃发表了，他说别人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的武器来对付他。一想到成了社会活动家，就再也不能像作家那样保持百分之百的诚实，真令人心寒，不是吗？”
亨利沉默了片刻：“写作的某种非理性，显然是消失了。如今迪布勒伊发表的一切东西都得从他不得不考虑到的环境中去解读，可我并不认为这会减少他的诚意。”
“事实是那些回忆录永远不可能问世了，这真让我懊恼！”
“您错了。”他友好地说，“一个毫无保留、但也不负责任地忏悔的人，较之一个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完全负责任的人，其作品并不会更真实、更全面。”
“您这么看？”我问道，接着我又添了一句：“您对自己也会提出这类问题吗？”
“不，根本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他答道。
“那总会提出一些问题吧？”
“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的，是不是？”他支吾搪塞道。
我追问道：“您那部欢快的小说进展如何？”
“噢，我已经不写了。”
“小说写得凄凄惨惨了吧？我早就有话在先。”
“我再也不写了。”亨利抱歉地微微一笑道，“一点也不写了。”
“算了吧！”
“文章嘛，那当然，因为文章看完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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