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可名副其实的书，我再也没有能耐写了。”
他再也不能写了，波尔的胡言乱语中也含有真情。他过去是多么喜爱写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问道。
“您知道，不写作是很自然的事。反过来倒就不正常了。”
“对您来说不一样。”我说，“您不写作意味着失去生命。”
我苦恼地凝视着他。我曾对波尔说，“人都在变”，然而尽管知道他们都在变化，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固执地把他们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又有一颗恒星在我的天际旋转起来了。“您是否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作纯属枉然？”
“噢！不，”亨利说，“倘若有人还保持其写作的灵感的话，那是他们的造化。就个人而言，我已经毫无创作的慾望，事情就是这样。”他淡然一笑：“我向您和盘托出吧，我再没有什么可写的了，或者这么说吧，我想要写的在我看来毫无意义。”
“这种心境很快就会消失的。”我说。
“我不相信。”
我心里揪得紧紧的，放弃写作，这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痛苦。我既遗憾又带着几分责怪的口气说道：“我们经常见面，可您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这事！”
“没有机会！”
“确实，跟罗贝尔在一起，你们除了政治就无话可说！”我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您不知道做点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罗贝尔和我要在这个夏天骑自行车外出旅行，你们跟我们一起去玩儿上一两个礼拜吧。”第四章（四）
“这可能很有意思。”他犹豫不决地说。
“肯定很有趣！”我这回却迟疑起来了：“只是波尔不会骑自行车。”
“噢，不管怎么说，我度假并不非要跟她在一起。”他有力地说，“她到时去图尔，到她妹妹家去。”
出现了片刻沉默，我劈头问道：
“波尔为什么不愿再想办法重返歌坛？”
“要是您能跟我说清楚就好了！我不知道她这段时间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他失望地说，继而一耸肩膀：“她也许害怕，若她能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我肯定要抓住机会以调整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真是您内心的愿望？”我问道。
“是的。”他冲动地说。“又有什么法子呢？”他补充说道，“我早就已经不爱她了，尽管她拼命说什么也未曾改变，这她自己心里完全清楚。”
“我感觉到她同时生活在两个平面上。”我说，“她头脑完全清醒，可同时却又欺骗自己，认为您疯一般地爱着她，而且认为她自己可望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歌唱家。我想清醒的头脑最终会占上风的，可到时她又该怎么办呢？”
“啊！我不知道！”亨利答道，“我不愿像个混蛋那样行事，可我也没有当牺牲品的天职。有时，我觉得事情很简单：一旦不再相爱，那也就不爱了。可有的时候，我又感到不再爱波尔是我的过错，波尔还是以前的波尔呀。”
“我想爱同样也是过错。”
“那怎么办？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他问道。
他真的一副备受折磨的神态。我再次暗自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与男人打交道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
“无论如何波尔也得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说，“不然，您就没有出路了。任何人都无法在良心不安中过日子，但也不可能总是违心地生活。”
“也许得学会违心地生活。”他故作放肆地说道。
“不！我认为不行！”我说，“若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我简直不明白该如何证实这种生活的意义。”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这一问倒把我卡住了。我刚才只不过以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念来说话，可我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还守着这一信念呢？连自己也不甚清楚。我尴尬地说：“我反正没有不满。”
他审视了我一番，问道：“只要没有不满，你也就满足了？”
“这就已经不错了。”
“您变了。”他客气地说，“您过去对自己的命运是那么心满意足，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
“为什么非要我一个人保持不变呢？”我说。
可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追问。“我有时觉得您的职业不像以前那样让您感兴趣了。”
“我当然感兴趣。”我说，“可您不认为目前医治灵魂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您医治的人来说，事关重大。”他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一样重要，不然区别何在？”
我犹豫了片刻说：“区别在于以前我相信幸福，我是想说，自己以为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医治一个病人，是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能够赋予其生活的意义。”我耸了耸肩膀：“只有对前途充满信心才会相信生活会具有意义。”
亨利微微一笑，两只眼睛在询问着我。“前途并非那么黑暗。”他说。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我过去把它看得太美好了，于是暗淡的前景令我害怕。”我哑然一笑：“正是在这方面我变化最大，我对什么都害怕。”
“这，您就让我惊奇了！”他说。
“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噢，几个星期前有人建议我元月份去美国参加一个精神分析讨论会，我至今还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他诧异地问。
“我不清楚，我想去，但同时我又害怕。您不会害怕吗？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同意吗？”
“当然！”他回答道。“您以为会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任何特别的事。”我迟疑了一下，说道，“相互见见面，特别是见到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该很有意思吧？”
“肯定很有意义。”他对我微微一笑，以鼓励的口吻说道，“您准能有不少小小的发现，要是这会扰乱了您的生活，那我才觉得怪呢。无论是什么事情落到了我们头上，还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从来就不那么重要……”
我垂下了脑袋：“是的。”我心里想，“事情总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一定要去，我也一定会回来的，一切都会顺利，决不会出任何问题。”面对面的倾心交谈结束了，该回家去吃晚饭了。这親密无间、充满信任的时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一直延续到拂晓，也许可以超过拂晓。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该这么做。真不该？反正我们没有试图这样去做。
“该去和别人相聚了。”我说。
“对，”亨利说，“是时候了。”
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地铁，去和别的朋友相聚。
罗贝尔和拉福利争论激烈但不失礼貌，他们俩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可谁都谴责对方是战争罪人。拉福利声音悲切地作出了决定：“我们将不得不发起攻击。”这并没有阻挡住罗贝尔，他仍然充满[jī]情地筹备原定6月份举行的集会。可与萨玛泽尔及亨利那席长谈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劈头问我：
“我组织这次集会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惊愕地打量了他一番：“您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微微一笑：“请您回答我呀！”
“您自己比我更清楚。”
“永远也弄不清楚。”
我仍然以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放弃集会，这是否就意味着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
“当然。”
“您与拉福利争辩之后，曾反复向我解释您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步。现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
“什么也没有发生。”罗贝尔回答道。
“那么，您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您再也不相信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人同意？”
“当然相信。若取得成功，他们有可能不拆桥。”罗贝尔一时打住了话头，犹豫了片刻，继续说道：“我是就全局考虑这个问题。”
“就运动这个全局？”
“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欧洲，我有时不禁自问，是不是一种空想。不过，任何没有实现的思想都很像空想的。要是总认为什么都没有可能，那就永远办不成什么大事，除非世上已经存在。”
他仿佛在跟一个无形的对手争辩，为自己辩护。我纳闷他到底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这么些疑虑。他叹息了一声：“要明辨真正的可能性与梦想，谈何容易。”
“列宁不是说过‘应该梦想’吗？”
“说过，可条件是必须当真相信自己的梦想。问题在于我是不是当真。”
我惊奇地看了看他：“您想说什么意思？”
“我如此固执不是出于挑衅、出于高傲、出于对自己的纵容吧？”
“您居然有这种顾虑，真奇怪。”我说，“平常您从来不怀疑自己。”
“我对自己的习惯也是有过怀疑的！”罗贝尔说。
“那您就对这种习惯表示怀疑吧。也许是担心失败或害怕事情复杂化您才试图让步的。”
“也许。”罗贝尔说。
“我猜想您挂记着共产党人要向您发起攻击，心头不舒畅吧？”
“是的，是不舒心。”罗贝尔答道，“为了达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们非要造成最可恶的误解不成。是的，”他补充道，“也许是我心头的那个作家在怯懦地劝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罢休算了。”
“瞧您。”我说道，“若您开始严格地检查起您的思想动机，那就永远没个完。还是像斯克利亚西纳所说，脚踏实地吧。”
“可惜！这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实地！”罗贝尔说，“特别当我们只掌握片面的情况的时候。对，我相信欧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坚信它必定成功的缘故吗？”
罗贝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困惑不解。他愤然责备自己过分幼稚地相信了共产党人的诚意，可是这也不该气得他对自己怀疑到这个程度。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图采取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我问道。
“噢！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想过。”罗贝尔回答道，“我只是这么问问自己而已。”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问自己的？”
“两三天了。”罗贝尔说。
“没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您累了的缘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说。
突然，这在我眼里显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两眼发红，脸上虚肿，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还没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这么干，甚至还加倍地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还年轻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联合会、《警觉》杂志和他的书外，他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函、处理电话，谁都有紧急的事情非要向他汇报，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也有提出的问题。若不接待他们，若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就无异于使他们经受饥饿与干渴，无异于逼他们去遭受贫困，去发疯，去死，去自杀。凡来客，罗贝尔一概接待，这占去了他夜晚的时间，他几乎从不睡觉。
“您干得太多了！”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干下去，那您就要没命了。总有一天您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而我却好好的！”
“还要再挤出一个月来，不能再多挤了。”他说。
“您以为休假一个月就足以恢复健康？”我思索片刻，说道，“应该想法子找幢郊区的住房。您每个星期去巴黎城两三次，其余时间不得接待来访、处理电话，要安心休息。”
“凭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罗贝尔含讥带讽地问道。
跑住房介绍所、看房子，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空暇。但是看到罗贝尔那样劳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经拿定主意，集会如期举行，然而他心里却很不安，只有取得惊人的成功，共产党人才可能买账。万一他们过河拆桥，革命解放联合会该怎么办？我也一样，心里总挂念着能否成功。与罗贝尔相比，我对个人、对生活的各种财富，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为珍视。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也一定会完善自己，而不会否认自己的这些财富。
感谢老天爷，纳迪娜不再向她父親吹风，说她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对他如何谴责了；她也不再冲着我们大加讽刺，严厉抨击美帝国主义了，她的那部《资本论》也永远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实际上共产党人和资产者是一码子事。”
我并不感到惊奇：
“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卸妆准备睡觉，她坐在我卧室沙发的边沿上。她往往选择这种时刻跟我谈盘桓在她心中的事情。
“他们都不是革命者。他们都赞成秩序、工作、家庭和理智。他们的公道是将来的事情，眼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勉强忍受着不公。再说，他们将来的社会，也只不过是社会而已。”
“显然如此。”
“也许等上个五百年，世界还没有变化，我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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