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委员会决定利用大选的机会，对共产党采取不怎么被动的政策：到时发起一次运动。
“我们并不想削弱共产党，可我们希望它改变路线。”迪布勒伊作结论道，“那么，眼下就是一个迫使它改变路线的良机。仅仅以我们自己的名义进行宣传触动不了它。可对群众基础，它不得不予以重视。我们鼓励人们投左派政党的票，但同时要提出他们的条件。目前，无产阶级对共产党怨声载道，倘若我们引导这种不满情绪，能够将之改变成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有希望迫使领导人物改变态度。”
每当迪布勒伊作出一项决定，他往往让人感觉到他先前一切的生活似乎都是以此为基点的。当他们开完会议，像以前每个星期六一样来到河畔一家小餐馆用晚餐时，亨利再次发现了迪布勒伊的这一脾性。迪布勒伊向亨利简述了当天夜里准备动笔撰写的文章，仿佛他事先早有考虑，安排文章在预定的确切时间见报。他首先指责共产党人支持了向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借款一事：确实，这能促使繁荣早日恢复，但工人们从中得不到任何益处。
“您认为这次运动真的可以造成影响吗？”亨利问。
迪布勒伊耸耸肩：“到时看吧。您在抵抗运动期间一直主张只要一投入行动，就要有胜券在握的气概。这是个很好的主张，我坚持采用。”
亨利打量了迪布勒伊一番，他心里想“要是在去年，他决不会给予这种答复。”眼下这段时间，迪布勒伊明显忧心忡忡。
“换句话说，您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他说。
“噢！听我说，希望还是不希望，这纯粹是主观的事。”迪布勒伊说，“如果一切以个人情绪为准，那就永无休止，最终将成为另一个斯克利亚西纳。当你要作出决定时，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
他的话声和微笑之中隐含着一种随和的味道，若在过去，这早就让亨利动心了。但是，自从11月份的危机爆发以来，他对迪布勒伊失去了任何热烈的情感。“他之所以对我如此信任，这样跟我说话，是因为安娜不在场，他需要在别人身上检验自己的思想。”亨利思忖。同时，他也暗暗责备自己心存恶意。
迪布勒伊在《希望报》发表了一系列措辞极为激烈的文章，共产党的报刊愤然反击。他们把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态度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态度作了比较，说托洛茨基分子曾以抵抗运动是为英帝国主义效劳为借口拒绝开展抵抗运动。尽管如此，革命解放联合会和共产党之间这场相互攻击，指责对方不了解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论战还保持着比较有礼有节的态度。但是在一个周四，亨利惊愕地在《铁钻》报读到了一篇文章，迪布勒伊在文中受到了极其猛烈的抨击。文章批判了他在《警觉》杂志连载的论着。几个月前，迪布勒伊曾给亨利谈到过此书，其中的这一章也只是以十分委婉的方式涉及了政治问题。但是，他们却以此为突破口，无缘无故地对迪布勒伊大加攻击：控诉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工人阶级的死敌。
“他们到底怎么了？拉舒姆怎么会允许发表这篇文章？他真卑鄙。”亨利说。
“他让你吃惊了？”朗贝尔问。
“是的。文章的口气也叫我震惊。眼下，倒是有一种宽容的气氛。”
“我并不那么大惊小怪。”萨玛泽尔说，“离大选还有三个月了，他们决不会诽谤像《希望报》这样一份工人、甚至连共产党人都阅读的报纸。就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解放联合会而言，情况也完全一样，他们不对它进行攻击是有利的。至于迪布勒伊，毁掉他在左派年轻知识分子中间的威信，这样做他们有利可图。”
萨玛泽尔和朗贝尔十分明显的幸灾乐祸的情绪让亨利心中大为不快。两天以后，朗贝尔一副乐呵呵的、近乎逗弄的神态对他说：“我针对《铁钻》报的文章玩儿着写了一篇东西。只是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同意发？”听了这话，亨利感到心里一阵抽搐。
“为什么？”
“因为我对拉舒姆和迪布勒伊各打了五十大板。拉舒姆是活该，他以后就会学乖把文章写得模棱两可了。要是个知识分子，那他就不能为政治而牺牲知识分子的美德；如果他把知识分子的美德当作徒有虚名、装潢门面的东西，那就让他先说清楚。至于自由思想什么的，就只好另找地方去谈了。”
“我确实怀疑能在《希望报》发这玩艺儿。”亨利说，“再说，你也不公平。还是拿出来看看吧。”
文章尽管充满恶意，但巧妙、辛辣，有时还相当中肯。它猛烈攻击共产党人，但对迪布勒伊也极为不敬。
“你还真有论战的天赋。”亨利说，“你这篇玩艺儿很出色。”他微微一笑：“显然，不能发。”
“我说的不是实话？”朗贝尔问道。
“迪布勒伊被肢解，这确是实情；但你责怪他，我感到惊讶。你知道，我情况跟他一样。”
“你？但是，这是由于你对他忠心耿耿的缘故。”朗贝尔说。他把文章又放回口袋：“请注意，并不是我非要坚持发我这篇破文章，可事情确实有趣。即便我想发表，也没有法子。对《希望报》或《警觉》杂志来说，我过分反共；可对右派分子来讲，我又过分親左。”
“我是第一次不用你的文章。”亨利说。
“噢！通讯报道、评注，这些东西到处可发。但是，一旦我想对某件有一定重要意义的事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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