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那就潜心搞文学吧。”我快活地说。
“对。”罗贝尔毫无热情地说。
“您尽可在《警觉》上写文章。”
“我需要时一定写。可写什么都无足轻重。勒诺瓦言之有理，亨利的文章对选举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勒诺瓦好像以为亨利会对此感到遗憾似的。”我说，“这是很冤枉人的，据您自己对我说的，亨利并不希望产生那种结果。”
“我不知道他的愿望。”罗贝尔声调傲慢地说，“可我也不肯定他自己心里清楚。”
“反正，”我急忙说，“您承认《希望报》没有投入反共派一边。”
“至今还没有。”罗贝尔说，“以后嘛，还要等着瞧。”
一想到罗贝尔和亨利为一件不甚了了的事情闹翻了，我心里真感到气恼。他们不可能再重归于好，可显而易见，罗贝尔深感孤独。这可不是一个欢快的冬天。我从刘易斯那儿收到的信是欢跃的，可它们并不给我以慰藉。芝加哥下了雪，人们在湖上滑冰，刘易斯一连好几天闭门不出，默默地给自己讲述故事：他说我们在5月乘船下了密西西比河显得并不那么遥远。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每天醒来时重又开始的这种寒冷、昏暗的日子将永无尽头地周而复始。“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再相会。”我心里想，再也没有春天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毫无出路的夜晚，我从电话中听到了波尔的声音。她急切地说：
“安娜！是你吧？赶快来，我急需跟你谈谈，是急事。”
“我感到遗憾。”我说，“我家里有人吃饭。我明天早上去吧。”
“你不明白，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只有你才能帮上我的忙。”
“你不能来我这儿一趟？”
出现了一阵沉默：“谁在你家吃晚饭？”
“佩勒迪埃和康热夫婦。”
“亨利不在那儿吧？”
“不在。”
“肯走不在？”
“当然肯定。”
“那我来。千万不要跟他们说什么。”
半小时后她敲响了我的家门，我让她进了我的卧室。一条灰色的头巾遮住了她的头发，她脸上虽然抹了粉，可还是盖不住她那只发肿的鼻子。她的呼气中散发出浓重的薄荷和劣质酒味。昔日的波尔是那么美丽，我绝对想象不到她的姿色突然会蕩然无存：她的脸上有着某种抗拒一切的东西，刹那间被人看得一清二楚。原来这张脸和别人的没有任何差别，都是由海绵质肌肉所组成，内含百分之八十几的水分。她摘下头巾，瘫坐在长条沙发上：“瞧我刚刚收到了什么。”
这是一封亨利的信。一小张白色信笺上写着几行字迹清晰的小字：“波尔，我们给对方造成的只是痛苦，还不如就此为止，永远不再相见。尽量再也不要想我。我希望我们哪一天能成为朋友。亨利。”
“你明白什么意思吧？”她问道。
“他没有勇气跟你面谈，”我说，“所以宁愿给你写信。”
“可这封信是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十分清楚。”
“你真幸运，”
她以困惑不解的神色盯着我，终于低声说道。
“这是一封绝交信。”
“绝交？你见过这种写法的绝交信？”
“这封信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耸了耸肩膀：“算了！首先，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交可断。既然他已经接受友谊这种想法，我别无指望。”
“你肯定没有跟他说过你爱他吗？”
“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我那么爱他，可这怎么会妨碍我们的友情呢？再说，他要求得到这份爱。”她说道，其声音之激烈，不禁使我想起了纳迪娜说话的声音。“这封信虚伪得令人作呕！再读读：尽量再也不要想我。他为何不干脆说：别再想我了？他暴露了他的心机，他想要我尽量不想他而遭受折磨，而不是要我真的能不再想他。同时，他不是庸俗地称呼我‘親爱的波尔’，而是只写‘波尔’。”当她说到自己名字时，她的声音软了下来。
“他担心‘親爱的’这几个字你看了会觉得虚伪。”
“绝对不会。你完全清楚在交欢时，每到最令人销魂的时刻，人们只是呼唤对方的名字。他想让我听到做爱时的呼唤声，你懂吗？”
“为什么？”我问。
“正是我刚刚问你的问题。”她以斥责的神态盯着我说，接着移开了双眼：“我们给对方造成的只是痛苦。天大的笑话！他硬说我在折磨他！”
“我猜想是他为让你经受痛苦而感到痛苦。”
“那他以为这封信会让我感到愉快？算了吧！算了！他不会这么蠢！”
出现了一阵沉默。我问道：“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弄不明白。”她说，“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不认为他会是这样一个虐待狂。”她神情倦怠地用手摸了摸双颊。“我觉得我差不多已经胜利了，他重又变得给人以信赖，和蔼可親，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他时刻准备告诉我考验已经结束。可前不久有一天，我错走了一着。”
“怎么回事？”
“记者们报道了他与若赛特结婚的消息。我自然一点儿也不信。既然我是他的妻子，他怎能娶若赛特呢？这是考验的组成部分，我马上明白了这一点。后来他果然来告诉我这是个谣言。”
“是嘛？”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难道你也怀疑我？”
“我说‘是嘛，’这又不是什么问题。”
“你是说‘是嘛？’噢，算了。他回到家里，我尽可能向他说明理由，他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他不管发生什么事，从此再也与我无关。我爱他，但这是一种彻底忘我的爱。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笨嘴拙舌还是因为他疯了。从我嘴里说出的是一个字，到他耳朵里便变成了另一个字。真可怕……”
出现了一阵沉寂。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可你觉得他要的就是你吗？”
她满腹狐疑地打量着我，问道：
“你到底在耍什么游戏？”
“我什么游戏也不耍。”
“你给我提的却是些蠢问题。”
又出现了一阵沉默，她接着说道：“你完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要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他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就这样。我惟独不明白一点，那就是他写这封信到底是因为他认为我还会要求得到他的爱，还是因为他担心我拒绝把我的爱献给他。如属于第一种情况，那说明这场闹剧还在继续演。如属第二种……”
“如属第二种情况呢？”
“那就是报复。”她隂郁地说。她的目光又落到我的身上，显得犹豫、多疑，但很急切。“你必须帮助我。”
“怎么帮？”
“你得跟亨利谈谈，说服他。”
“可是波尔，你十分清楚罗贝尔和我刚刚与亨利闹翻了。”
“我知道。”她茫然地说，“可你还会见到他的。”
“绝对不可能。”
她犹豫了一下。“就算这样吧。可不管怎么说，你可以见见他，他决不会把你往楼下推的。”
“他准会认为是你派我来的，这样我说什么都没有分量。”
“你是我的朋友吗？”
“当然！”
她朝我投来一束战败者的目光。突然，她的面孔松弛了下来，顷刻间泪如泉涌。“我对什么都不相信。”她说道。
“波尔，我是你的朋友。”我说。
“那你就去找他谈谈。”她说，“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再也受不了了。我可能是有过错，可他折磨我的时间也太长了，让他别再折磨我了！”
“假设我是这么去做了，”我说，“当我回来把亨利说的话告诉你，你会相信吗？”
她站起身，揩了揩泪水，又披上了头巾。
“要是你跟我说实话，我一定会相信你。”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我知道找亨利去谈纯属枉然。至于波尔，从今之后，与她进行任何友好的交谈也都无济于事。该把她安顿到我的长沙发上，向她提问。幸好对我们认识的知己朋友，不允许采取这种医治方式，如果这样做了，我会觉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给她打电话，她一概拒绝去摘电话机；我又给她写了两封信，她只简短地回了几个字：“原谅我。我需要清静。需要时我哪天会给你个信儿的。”这样一来，我反而卑怯地感到从此了却了一块心病。
寒冬还在继续拖延。自从与朗贝尔闹崩之后，纳迪娜情绪极不稳定。除樊尚之外，她什么人也不见。她不再搞通讯报道，只是管她的《警觉》杂志。罗贝尔阅读大量的东西，经常领我上电影院，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听音乐。他开始发疯似的买起唱片来。每当他像这样又染上一个新的怪癖，就说明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一天早上，我们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浏览报纸，无意中我看到了勒诺瓦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文章写得很不客气，对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谴责，对罗贝尔算是最客气的，可对亨利是疯狂地大加攻击。
“看看这。”我说。
罗贝尔读后把报纸一扔：“亨利没有变成反共分子，应该承认他能这样做真值得钦佩。”
“我跟您说过他会挺得住的！”
“报社里该有不少麻烦。”罗贝尔说，“据萨玛泽尔的文章看，人们完全可以感觉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奥显然也如此，朗贝尔嘛，远远不只是让人怀疑啰。”
“噢！亨利的处境可不妙！”我说道，接着微微一笑：“实际上，他的处境和你差不多：你们俩跟大家都不和。”
“这对他来说比我可能要更艰难些。”罗贝尔说。
他的话声中几乎隐含着关切。我感觉到他对亨利的积恨已经开始消除了。
“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跟你闹翻。”我说，“我保证他如今肯定后悔不已。”
“我经常反省这件事。”罗贝尔说，“开始时，我责备他在这件事上太顾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并不怎么有错。实际上，我们俩都应该明确今日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应该担任怎样的角色。保持沉默，无疑是选择极为悲观主义的解决方法。像他那个年纪，表示不满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远不如您那么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说。
“他也许认识到事关其他事情。”罗贝尔说。
“什么事情呢？”
罗贝尔犹豫片刻：“你要听我的心里话？”
“当然。”
“一个知识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么会呢？他总可以写作吧，不是吗？”
“噢！人们尽可以闹着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样，可要加倍小心，什么都不要说。即使这样做，也有危险。”
“哎哟，”我说，“您在您的书中不是捍卫文学的嘛。”
“我希望我有关文学的论断哪一天重又变成真理。”罗贝尔说，“可眼下，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让别人忘掉我们。”
“总不至于停止写作吧？”我问道。
“当然要停止。等我写完这部论着，我就再也不写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写作？”罗贝尔说道，“因为人活着不仅仅只吃面包，因为我相信这项多余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写作是为了拯救被行动所忽视的一切：现实的真实，个人和即时。我迄今为止一直认为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碍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学，只要它致力于把面包之外的食粮提供给人们，别人都会利用它来表明人们完全可以不用吃面包。”
“您一直在避免这种误会。”我说。
“可情况发生了变化。”罗贝尔说，“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只在他们手中。我们所捍卫的价值观念再也没有位置。也许哪一天会重新获得这些价值观念，但愿如此。可是如果我们在眼下极力维护它们，那就是为反革命效劳。”
“不，我不愿相信。”我说，“对真理的追求，对个人的尊重，绝对没有害处。”
“当我拒绝说集中营的事时，就是因为我看到说真话是有害的。”罗贝尔说。第八章（二）
“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类似的特殊情况有千百个。不。”他说道，“要么就说真话，要么就干脆不说。如果没有横下一条心，永远都说真话，那就不要掺和进去，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我打量着罗贝尔：“您知道我有什么看法吗？您还继续认为应该对苏联的集中营保持沉默，可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您和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不喜欢牺牲什么，这只会造成我们悔恨。可正是为了惩罚您自己，您才放弃写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应该说通过牺牲某些东西——大体上，就是你说的我的知识分子职责——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纯粹是虚的。你还记得1944年的圣诞节前夜吗？”他问道，“当时就有人说也许将出现文学丧失其权利的时刻。那么，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时刻！不是因为缺少读者，而是我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书要么有害，要么毫无意义。”
我犹豫不决地说：“这里面有一点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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