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又惊又笑的光芒。我站了起来：“必须上她家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不敢一个人去。”克洛蒂说。
“咱们一块儿去！”我说。
我们坐着克洛蒂的车子，两分钟后便到了波尔家的公寓门口。“房间备有家具出租”，今天，这一熟悉的招牌在我眼里显得充满不祥的意义。我揿了门铃，门没有开，我又按门铃，整整按了很久，方砖地面上传来嗒嗒的脚步声，波尔出现了：她的头发用一块紫色的头巾裹得严严实实。她哈哈大笑说：“你们就来了两个人？”她扶着微开的房门，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谢谢。”
她猛地关上门，我只见她高声嚷叫着离去：“好一场闹剧！”
我们呆呆地站立在走廊上。
“我觉得应该告诉她家里人。”克洛蒂说，她两只眼睛里再也不见闪烁的光芒。“遇到这种事，最好还是通知她家里人。”
“对，她有个妹妹。”我犹豫不决。“我怎么都得想办法跟她谈谈。”
这一次，我按了第一个开关，门自动打开了，女门房挡住了我。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办事审慎的女人，她很久时间以来一直给波尔家整理卫生：“你要上马勒伊小姐家？”
“对。她看来情况不好。”
“正是，我也在烦呢。”女门房说，“她至少有五天一点东西也没有吃了，楼下的住户告诉我她彻夜不停地来回踱步。我给她家搞卫生时，她总是在那儿高声地独自说些什么事情，我可真不习惯，可这些日子来，她变得更加古怪了。”
“我尽量想办法带她去休息休息。”
我登上楼梯，克洛蒂跟着我。最后一级楼台上昏暗一片，昏暗之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着亮光。原来是用图钉按在门上的一大张白纸。纸上用印刷体写着：“时髦之猴。”我敲门，可白费气力。
“多可怕哟！”克洛蒂说，“她准会自杀的！”
我眼睛紧贴着锁眼，波尔正蹲在壁炉前，周围摆着一扎扎纸片，正往火里扔。我再次猛烈地击门。
“开门，不然我就硬冲了！”
她站了起来，开了门，把手背在身后。
“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她又蹲在炉前，她脸上泪水汪汪，鼻涕直流。她把手稿和一些信件扔入火中。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她恐怖地拼命摇晃。
“松开我。”
“波尔，你跟我马上一起去找个医生。你在变疯了。”
“走吧，我知道你恨我。我也恨你。滚吧。”
她站了起来，开始嚷叫道：“你们滚。”
她看样子又要乱喊乱叫。我连忙向门口走去，和克洛蒂出了门。
克洛蒂给波尔的妹妹发了电报，我给马德吕斯打了电话，请他出出主意，然后我又给亨利发了一封短信。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餐，忽然响起了一阵门铃声，我们惊了一跳。纳迪娜向大门奔去。只见一个年轻小伙子，给我递过一张纸片。“是马勒伊小姐的信。我是女门房的侄子。”他自我介绍着。我高声地念了起来：“我不恨你，我等着你，我等着，赶快来吧。”
“你不会去吧？”纳迪娜说。
“当然要去。”
“去也无济于事。”
“谁知道。”
“可她很危险。”纳迪娜说，“行。”她补充道：“如果你要去，我陪你。”
“还是我陪着去。”罗贝尔说，“纳迪娜言之有理，最好还是两个人去。”
我表示反对，可有气无力。
“要两个人去，波尔准会觉得很怪。”
“她觉得怪的事情多着呢。”
实际上，当我重又来到这个疯狂的人的家门前，重又登上铺着满是窟窿的地毯的楼梯时，我为罗贝尔跟我在一起感到无比幸福。门上的那张纸不见了。波尔没有把手伸给我们，可她的神情是清醒的，她客气地一招手。
“请进吧。”
我憋不住险些喊出声来：所有镜子全都砸碎了，地毯上满是玻璃碎片，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焦布味。“是这么回事儿，”波尔声音庄重地说，“我想感谢你们。”她给我们指了指座椅：“我想感谢你们大家，因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她声音显得诚挚，可她送给我们的微笑却扭曲了她的双chún，仿佛她那两片嘴chún再也不听她的使唤似的。
“你不用感谢我。”我说，“我什么也没有做。”
“别撒谎了。”她说，“你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好，我承认。可不该对我撒谎。”她细细打量着我：“是对我好，对吗？”
“对。”我说。
“对，我也知道。我活该受这种折磨，你们让我受折磨是对的。我感谢你们使我终于正视自己。可现在，必须给我出个主意：我该吃颗氢氰酸还是应该尽量赎罪？”
“不要吃氢氰酸。”罗贝尔说。
“行。那我该怎么生活下去？”
“你首先吃颗镇静葯，好好睡觉。”我说，“你已经挺不住了。”
“我再也不愿顾及自己了。”她口气激烈地说，“我过去考虑自己太多了，别给我出这种馊主意。”
她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她时刻就会昏厥过去。只有先等着，然后再设法把她安顿到床上去，给她吃两片葯。我环顾四周。她手边真的有氢氰酸吗？我想起了1940年她给我看过一小瓶灰蓝色的东西，说是“偶然”搞到的毒葯。那只小瓶也许就在她的包里。我不敢去碰那只包。我的目光又投到波尔身上。她的下颌耷拉着，脸上的线条全都已经下垂，这样的面孔我见的多了。可波尔，她不是病人，她是我的好友，见她这副样子，让我心里好不难受。她强打起精神：
“我要工作。”她说，“我要还亨利的债。我不愿意连流浪汉都侮辱我。”
“我们一定给您找到工作。”罗贝尔说。
“我本来想过干佣人。”她说，“可这会引起不公平的竞争。有哪些职业不用跟任何人竞争？”
“一定能找到的。”罗贝尔说。
波尔用手摸了摸额头：“一切都那么难！刚才我开始烧起我的那些裙子来。可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她看了看我：“要是我把那些裙子卖给捡破烂的，你觉得他们会因此而不再恨我吗？”
“他们并不恨你。”
她突然站了起来，向壁炉走去，捡起一包衣服：闪光丝裙、灰色交织呢西服全部成了皱巴巴的破布。
“我马上分掉这些衣服。”她说，“我们一起下楼去。”
“太迟了。”罗贝尔说。
“流浪汉咖啡店很晚才关门。”
她朝肩头披上外套。怎么阻止她下楼呢？我与罗贝尔交换了一下眼色，她无疑使罗贝尔大为吃惊。“对，是场闹剧。”她声音疲惫地说，“如今我自己模仿起自己来了。”她脱掉大衣，放在一把椅子上：“这也是一场闹剧：我刚才看见我脱大衣的样子了。”她紧捏拳头，直打自己的双眼：“我总是不断看见自己！”
我去倒了一杯水，往水里溶解了一片葯：“喝了吧。”我说，“好好睡一觉！”
波尔的目光在摇晃，她瘫倒在我的怀里：“我病了！我病得太重了！”
“对。可你得去看病，你会好的。”我说。
“给我看看病吧，必须给我看看。”
她浑身战栗，泪流满面，全身热得厉害，汗涔涔的，我仿佛觉得她时刻就会整个儿化成一摊黑得像她两只黑眼珠似的黑油。
“明天我带你上一家医院去。”我说，“现在先喝水。”
她接过杯子：
“喝了能睡着吗？”
“肯定。”
她一口饮尽。
“现在上楼睡觉去吧。”
“我上楼去。”她顺从地说。
我陪她一起上楼，趁她去卫生间的当儿，我打开了那只拉链小包，包底里果然有那只灰蓝色的小瓶子，我把它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第二天早上，波尔乖乖地跟着我上了诊所，马德吕斯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康复：只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情。她定会康复的；可我一到了街头，我便焦虑不安地自问：他们到底会医治好她什么呢？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噢！一般说来，这很容易想象。如会像我，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一个等待着死亡，再也不知道为何而活着的女人。
5月终于来到了。等到了芝加哥那边，我就会变成一位既有人爱，又处在热恋中的女子；可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现实。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对这一切仍然还不相信。我乘坐的是一架从雅典起飞的旧飞机，飞得很低，机上挤满了企图去美国发财的希腊商贩。我不知自己此行寻觅的是什么，我的心间没有一个活的形象，我的体内没有一丝慾望，刘易斯等待的决不是这么一位戴手套的冷冰冰的女游客。没有谁在等我。“我早就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当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调头时，我心里暗暗在想。一只发动机出了故障，我们重又返回香农机场。我在峡湾的一个度假村呆了两天，度假村徒有虚名，房子简陋矮小。晚上我一个劲地饮爱尔兰威士忌，白天独自漫步乡野，野外灰绿一片，凄凉无比。当飞机在亚速尔降落时，一只轮子又爆炸了，我们全被塞进了一座饰着提花装饰布的大厅，等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过了甘德，飞机又碰上了暴风雨，为了摆脱雷雨，飞机朝新苏格兰方向飞去。我自感到将吃着冰冷的雞肉，永远围着地球旋转了却自己的残生。我们越过了一个灰暗的水潭，水潭被灯塔的灯光一扫而过，飞机又降落了；又是机场，大厅。对，我脑中充斥着轰鸣声，脚下拖着一只蓝箱子，注定要从一个机场辗转到另一个机场，永无休止地流浪下去。
突然，我一眼瞥见了他，刘易斯。我们说好他在家里等我的，可他站在那儿，挤在两眼盯着海关出口的人群之中；他衬着硬领，戴着金丝眼镜，一副古怪的模样；可最为奇怪的是我明明看见了他，却毫无感觉。整整一年的等待，深深的思念和悔恨，还有这次漫长的旅行：莫非到头来我将要明白我再也不爱他。他呢？他还爱我吗？我恨不得向他扑去。可海关人员没完没了，希腊的小商贩们箱子里装的尽是花边，他们一个一个地仔细检查，还一边开着玩笑。当他们终于给我放行后，刘易斯已经不在了。我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想把他的地址告诉司机，可我再也想不起门牌号码。我两只耳朵嗡嗡直响，脑子里的轰鸣声响个不停。我终于想起来了：1211号。出租汽车启动了，越过一条条大街，驶过一个个霓虹灯招牌。我虽然从来就记不清这座城市的位置，可觉得路程不该这么远。也许司机要把我拖进一个死胡同，把我击毙。处于当时的心境，这在我看来要比再与刘易斯相见还更正常。司机转过头来：
“1211号，没有。”
“有的，我认识那座房子。”
“也许他们改了门牌号码。”司机说，“我们再从大街的那一头开过来看看。”
他沿着人行道慢慢地开着车。我好像认出了那一个个十字路口，那一块块空地和那一条条铁轨，可是，铁轨和空地总是相似的呀。一个水池，一座高架桥显得很眼熟，仿佛东西尚在，只是变了位置。“多么荒唐啊！”我暗自思忖。离别时说了声“我一定再来”，这仅仅是因为彻底分离实在太痛苦了。实际上，只不过相互欺骗：决不会再来。一年过去了，发生了不少事情，时过境迁，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今天，刘易斯衬着硬领，我看见他时心里并不激动，他的住房也消失了。我突然打起了精神，心里想：“给他打电话就是了。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也忘记了。蓦然，我瞥见了一个红字招牌：斯希尔茨，以及一张广告画上那些幼稚的笑脸。我喊道：
“停下！停下！在这儿。”
“是1112号。”司机说。
“1112号，就是这里。”
我跳下出租汽车，在一扇窗户的灯影中，看见了一个弓着的身影。他在等待着，他是在等着我，他向前奔来，就是他。他没有衬着硬领，也没有带金丝眼镜，可他的头上顶着一顶棒球帽，两只胳膊抱得我透不过气来：“安娜！”
“刘易斯！”
“终于见面了！我等待了多久啊！多么漫长啊！”
“是呀，是长，多么漫长啊！”
我知道他并没有抱着我上楼，我也不记得上楼时挪动过自己那两条发麻似的腿，可是我们此刻都在黄色的厨房中间紧紧拥抱：火炉、漆布、墨西哥毯，所有东西都在原位。我嗫嚅道：
“您戴着这顶帽子干什么？”
“我不知道。它反正就戴在了头上。”他摘下帽子，往桌上一扔。
“我在机场看见了一个人和您像极了：他戴着眼镜，衬着硬领。他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就是您，可却没有一点儿感觉。”
“我也害怕了。一个小时前，一些男人从窗下走过，他们抬着一个死去或昏迷过去的女人，我以为是您。”
“现在好了，您、我都在了。”我说。
刘易斯紧紧地拥抱着我，接着松开双手：“您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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