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阶段。大范围的波动在我们这里造成了失业和贫困,在美国却消失在一般的向上发展趋势之中。对于美国而言,其整体的经济活动每年都以百分之几的速度在扩张,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暂时的失调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是可以应付得起的。我们在19世纪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情形就类似现在的美国,我们的增长率太高了,以至于在细节方面的稳定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而现在我们的处境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发展速度在最好的时候也算是缓慢的,所以当我们勇往直前的时候,忽视经济结构缺陷所带来的后果,在美国也许还可以承受,但对于我们却是致命的。在1921年的萧条中,美国的情形比我们更糟,但是到1922年底,它实际上已经完全恢复;然而我们直到1925年还带着100万的失业人员蹒跚而行。美国在将来的年月里也许还会遭受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大风暴,但它总能够对付得了;然而如果我们也被拖进了这场风暴,我们也许会完全崩溃。
此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战前我们向世界各地出借了大量随时可以收回的贷款;我们对美国的投资使我们成为它的债权人;我们可供对外投资使用的剩余资金量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由于那时美国还没有联邦储备制度,它的银行业既脆弱又混乱,事实上,我们那时在金本位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认为回归金本位就意味着过去状况的恢复,那只会是痴人说梦。现在我们是美国的债务人。美国的对外投资额去年是我们的两倍;他们用于对外投资的净余额也许是我们的10倍。他们持有的黄金存量六倍于我们。去年联邦储备系统各银行,单单是存款的增加额就几乎达到了我们存款总额的一半。伦敦与纽约之间黄金和短期信贷的一次移动,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小小涟漪,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次大西洋的大风浪。如果对外贷款在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对美国银行家和投资家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给我们经济方面带来的后果却不亚于一场地震。如果黄金、短期信贷和国外债券可以在大西洋两岸之间自由流动,既没有限制,也不存在损失的风险,那么某种程度的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和对他们的影响,是绝对不成比例的。我们向金本位的回归是符合美国意愿的,他们准备在早期阶段为我们承担某种义务。但是如果认为在长期中他们一直会为顾及我们的需要而安排他们的事务,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有没有坚实的利益来抵消这些风险呢?对此我并不知晓。我们的银行家们谈到了“心理”利益。但是如果“十个人里有九个”期望得到利益,而结果却一无所获,那肯定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的银行行长们没有别的追求,只是要求“回到1914年”,他们认为这是最值得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凡是研究此类问题的,大多数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受制于贫困的失业方面的种种混乱,至少部分是由于我们信用制度的缺陷引起的。“五大银行”应当对公众负有重大的责任。它们一方面是那么庞大,但另一方面又是那么脆弱,因此存在着巨大的誘惑使它们迷恋于一些教条、常规和旧习俗。当银行行长们讨论基本经济问题时,其依据的理由大多数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归根结蒂,在这些问题上过分的保守主义态度以及缺乏研究精神,是否会对银行的安全或稳定有帮助,是令人怀疑的。在英国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这时已经不能再单单依靠发展这一因素,我们必须致力于完成改进经济体系结构的科学任务。
三、1927年2月
我们的老朋友银行行长们的发言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他们关于今年的发言,语气中多少有些拘谨,只有哈里·戈申爵士是个例外,他认为“没有理由使我们垂头丧气”,同往年一样,他觉得“全国的各个行业都有一种期待的心情,再也想不起过去的情况有比现在更乐观的了。”波蒙特·皮斯先生做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他公布了对劳埃德银行业务的一些重要数字的分析结果,它开创了一种提供信息而不是阻碍信息的新政策。华尔特·利夫先生对最近企业合并的趋向以及股份持有分散化的倾向进行全面的观察,并指出,政府应当负起一定责任,引导这种不可避免的演进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除了麦肯纳先生以外——在某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古德纳夫先生——没有一个人提及货币政策的未来。那么就让哈里·戈申爵士自得其乐吧!让我们同麦肯纳先生一道,进一步深入了解事情的本质所在。
麦肯纳先生提醒我们,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势不可挡的繁荣与我们的萧条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宣称,“英美两国在货币政策上的巨大分歧,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目前的状况”。他认为两个国家银行存款的相对增长和缩减是衡量这种政策分歧的标准,具体如下(表内存款量以1922年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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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美国英国
1922100100
192310794
192411594
192512793
19261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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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除了严格的限制以外,英国的银行存款量主要不是依靠储户或五大银行,而是借助于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对此他详细加以解释,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然而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结论是,只有英格兰银行改变它的政策,我们才有可能期望出现生产和就业的重大发展。
尽管我并不同意麦肯纳先生论点的每一个细节,但可以肯定,他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货币政策的某些基本原则所具有的真理性如日月一般确切无疑。然而整个伦敦却对此一无所知,就像在黑暗中一样;而麦肯纳的功绩正是在于他把这些基本原则及其重要性传授给民众和他的同事们。
但是,依我之见,这一次他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释清楚,实际上他避开了问题的另一半。英格兰银行政策要转变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与金本位保持一致呢?英格兰银行现在有了一副新打制的金镣铐,它能像麦肯纳先生的政策所要求的那样成为自由的代理人吗?我们只有向本国的读者横向地介绍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情况,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重要的不是称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抽象概念,而是各种不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这可以在不同的目的上衡量我们货币的价值。繁荣是受货币因素支配的,就这一点而言,繁荣有赖于各种不同价格水平彼此之间的适当调整。英国出现的失业和商业萧条状态是由于国际贸易商品的英镑价格水平与普通英国人货币收入支出所依据的国内英镑价格水平之间原来存在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不仅如此,当英镑价格全面跌落、我们成功地走向一种新的平衡时,国家的债务负担将增加,国家预算将趋于恶化。如果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把保护价格水平降低到它与原来非保护价格水平形成的平衡的水平,那么国家债务的实际负担,与前两年相比,将增加约10亿英镑。
为了概括说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四种价格水平。美国劳动局的批发物价指数是国际贸易中黄金价值的一种准确公正的体现。我们自己的贸易委员会的一般物价指数是上述同类事物的另一种表示方式。这两种物价指数囊括的许多商品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两者在总体上有可能趋于一致——的确,除了一些短暂的偏差以外,这两者非常接近。就黄金价值而言,在过去的30个月里,两者在平均数字上是相同的,即154;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阶段也有相同的数字水平,大约为149。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两种物价指数作为未保护英镑价格的另一种指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生活费用指数和英国的工资指数。这两种指数是同诸如地租、社会保险费用、铁路费用以及国家预算两方面的各种项目等实际上以货币来确定的事物相联系的,因此,它们是保护英镑价格的指标。这些指数都是货币政策的结果,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出口贸易的困难,可以由保护价格对未保护价格的比率来加以估量。
下页表给出了以黄金计量的四种指数,也就是说,那些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在参考了英镑的黄金价值以后,也应该回心转意了。表中前两列指数的平均水平代表了未保护英镑价格,接下来两列指数的平均水平代表了保护英镑价格,而第五列给出的是英镑保护价格对未保护价格的比率(以黄金计算,战前为100):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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