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实行财政关税的建议（1931年3月7日）
通过增加国外投资、添置国内所需设备，我们的资本财富继续处于增长状态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生活依然如故，甚至还要比以前好一些；同时还对为数众多的闲散人员给予失业津贴，每个失业者的津贴额，比世界上多数地区全力工作者的收入还要多。然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这样的情况，1／4的工厂处于停工状态，1／4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试问，这难道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吗？如果我们创造财富的潜在力量并不比我们一向所具有的强大，则这不仅仅是一个矛盾状态，而且也应该是一个不可能有的状态。但这种较以往更强大的潜在力量的确存在。从原因上讲，这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我们工业技术效率的不断提高（我相信，人均产出量，即使同最近的1924年相比，也提高了10％）；女性经济产出量的增长，以及目前处于生产岗位上的人口所占比例的扩大。此外，进口品价格相对于出口品有所下降，也是一个促成因素。结果是我们只利用了现有工业力量的3／4，却生产出来与若干年前动用全部力量时同样多的财富。但是我们若能想出一些办法，利用现在4／4的力量，那我们将会是多么富有啊！
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在于缺乏物质手段来支持我们舒适的生活水平，而是在于我们相互间买卖活动所赖以存在的组织和结构方面存在着缺陷。
对于这一缺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根据我们的性情，可以产生这样的反应，也可以产生那样的反应。一种是下定决心，要利用我们闲置的生产力量，保持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要扩张、要发展，而把恐惧、乃至谨慎的心理都束之高阁，不予理会。另一种是根源于恐惧心理的本能的收缩。究竟有什么理由要畏缩不前呢？
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即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由个体企业家自行决定，他则希望从中获取合理的利润，或者至少要避免实际的损失。作为他生产动力所必需的最低利润，也许只占生产总值的一个极小部分。但是若把这一部分从他那里拿走，则整个生产过程将停止。不幸的是，现在所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价格相对于成本的下降，加上高税率所引起的心理影响，已经摧毁了必要的生产动因。这就是目前混乱状态的根源所在。因此，进一步恫吓或困扰企业家的做法，也许是非常不明智的。然而一种向前的政策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当一个人发觉自己有入不敷出的危险时，就会谨慎小心，神经往往备受煎熬，此时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类比影响之下，他往往会成为紧缩论调的支持者，虽然这个论调最终对自己是不利的。
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神经紧张的因素。我们正在遭受国际局势不稳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由于国内较高生活水平的影响，我们在出口贸易方面的竞争力，有了显著的减退。同时，由于国内企业无利可图，投资者宁可把资金投放到国外。另一方面，高税率也在同一方向上产生着有害的影响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他债权国不愿意出借资金（这是本次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从而使伦敦的财政负担过于沉重。这些都是对向前政策不利的明显论据。因为国内就业的增加、生产活动的扩大，将导致入超额的增长，而政府的大规模借款行为，有可能吓得投资者不敢提供贷款（在他们目前的心情下）。
因此，实行扩张政策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引起政府举债，加重预算负担，扩大入超额度。这一政策的反对者指出，目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信心、税收负担沉重以及国际局势不稳定，而这一政策的实行则会使这些方面更加恶化。
在这一点上，反对扩张者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我们不但应当打消所有的扩张念头，而且应当断然实行紧缩政策，也就是说，要削减工资，大量节约现在的预算支出；另一派，如斯诺登先生，则抱着否定一切的态度，他们既不喜欢紧缩的想法（以上面的意思来解释），同时也不喜欢扩张的主意。
然而，消极政策却是所有对策中最具危险性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存在着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即我们的生活水平是否能够支持下去。对于100万的失业人口，我们当然能够支持下去；当失业为200万人时，我们也许还能勉强对付；但如果有了300万失业人口，我们可能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说，在消极政策下，听任失业逐步增长，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做好长远打算，那么最终我们将一筹莫展。
我必须重复一遍，失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雇主无利可图。利润的损失可以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除了走向共产主义这条捷径以外，要解决失业问题，只有让雇主能获取适当的最低利润，除此别无良策。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产出需求，这是扩张主义者的惯用手段；另一种是降低产出成本，这是紧缩主义者的治疗方案。两者都想葯到病除，相对而言究竟哪一个更好呢？
削减工资从而降低产出成本，并节省预算支出，的确可以提高国外对我们产品的需求（除非由此引起国外效仿实行类似的紧缩政策，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或许将引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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