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利益与公共福利的神圣的或科学的联合（如果可能的话）也指向自由放任主义。不过，首先是公共管理机构的无能使注重实际的人对其怀有强烈的偏见，这是一种从来未曾消除过的情绪。在18世纪，政府越过其最低职责范围所做的一切，都似乎是有害的、不成功的。
另一方面，1750年至1850年间的物质进步是来自于个人的积极性，而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的社会，对此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因此，实际的经验进一步印证了先验论的推理。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根据种种深奥的道理，解放了的私人事业将会促进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还有什么样的环境能比这更让企业家们舒畅呢？而一个注重实际的观察者，在环顾四周之后，对于成为我们时代特征的进步与发展，难道能够否认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追名逐利”的个人活动吗？有一种学说认为，对政府行为应当加以严格的限制，而经济生活则应尽可能听其自然地交付给个体公民，让他们凭借其熟练技巧和良好的辨别力去处理，这些个人是由力求出人头地这样一种令人敬佩的动机来驱动的。现在，这一学说无论是在神学、自然，还是科学方面都获得了充分的根据。
在佩利及其同路人的影响日渐衰落的时候，达尔文的革命正动摇着信仰的基础。再没有比新旧两种学说更为水火不相容的了——一种学说把世界看成是那个神圣的钟表匠的杰作，而另一种学说则似乎认为一切都是源自偶然性、混乱和远古世界。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思想有力地支持了某些旧思想。经济学家教导我们说，财富、商业和机器都是自由竞争之子，是自由竞争建造了伦敦。而进化论者则更进了一步——他们认为自由竞争创造了人。人眼不再是某种设计——这种设计据说是出于好意，并不可思议地创造了一切事物——的见证，而是在自由竞争和放任主义条件下运作的偶然性登峯造极的成就。“适者生存”的原则，可以看作是李嘉图经济学极其普遍的推广。按照这种崇高的综合性，社会主义式的干预，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邪恶的。我们人类的进化，就像阿芙罗狄蒂从海洋的远古淤泥中冉冉升起一样，是个壮观的奇迹，而这种干预是企图故意地阻碍这一非凡的进程。
因此，我认为19世纪日常政治哲学的特殊统一性，是来自于成功地兼收并蓄各种相互冲突的流派，并把所有的精英都团结在一个单一的目标之下。休谟与佩利，伯克与卢梭，戈德温与马尔萨斯，科贝特和赫斯金森，边沁与科尔里奇，达尔文与牛津主教，实际上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宣扬同一种东西——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这就是英国国教及其传道者的观点，而同时一群经济学家也论证说，哪怕是稍微的离经叛道也定然会导致财政崩溃。
为什么我们对自由放任主义会持有强烈的赞同倾向？为什么政府对币值、投资过程、人口的管理行为，会在许多正直的心胸中激起如此不可遏制的怀疑？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和那种环境即是解释，无论我们对这一点是否清楚——在今天这样一个颓废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人对此知之甚少。我们不曾阅读过这些作家的著作，就算这些书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也注定会把他们的论点看成是荒诞不经的。然而，我相信，如果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佩利、亚当·斯密、边沁和马蒂诺小姐，并非是按照他（她）们的所作所为来思考和写作的话，那么我们也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来思考。对思想观点进行一次历史考察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会使一个人变得更加保守——是仅仅知道现在而对其他全然不晓，还是只懂得过去，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二
在利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在18世纪的哲学讨论中，在暴露了真实面目的宗教的衰落中，这种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我已经提到过，正是经济学家为注重实践的人提供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科学依据。不过这只是一种简便的说法，我得赶快加以修正。这些话正是人们期望经济学家们说的。以最高权威形式纂修出来的这样一种学说，实在是绝无仅有。这就是那些普及者和庸俗化者所宣扬的货色。这就是那些同时赞同休谟的利己主义和边沁的平等主义的功利主义者——如果他们能实现某种综合的话——所被迫信仰的东西。经济学家的语言被借用来解释自由放任主义。不过，这种学说的甚嚣尘上，更应归咎于那些恰逢其时的政治哲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
“自由放任主义”的法文原意是俗语“让我们自己干”，传统的说法认为这是在17世纪末的某个时候由商人勒让德在致科尔伯特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不过，首先使用这一习语的作家无疑是马克·d·阿让松，他在1751年明确地把这一习语与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说联系起来。马克也是热情鼓吹政府对贸易放任自流有经济好处的鼻祖。他说，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声称，工业衰落的真正根源正是在于政府对它们的保护。“随着世界的文明进步，自由放任代表了大多数公众的心声。”
在此，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得到了完全的阐明，这是对自由贸易感情色彩最为强烈的表达方式。从那时起，这些词语和思想在巴黎一定极为流行。但这些概念在文献形式上的确立却是缓慢的，那种把它们同重农学派，特别是德·古尔内和魁奈联系起来的传统观点，在这一学派的著作中很少能得到支持，虽然他们都是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基本协调一致的观点的支持者。从亚当·斯密、李嘉图或马尔萨斯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自由放任主义”这个词语。甚至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曾以一种教条主义的形式表达过这一思想。当然，亚当·斯密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和18世纪诸多限制贸易措施的反对者。然而，他对航海法令和高利贷法律的态度又表明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甚至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也更多地反映了佩利的哲学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正如西季威克和克利夫·莱斯列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所宣扬的“天赋自由的简明制度”，更多地是源于他对世界秩序的有神论的和乐观主义的看法——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而不是来自于任何政治经济学的陈词滥调。我认为，“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这个词语在英国的广泛使用，是由富兰克林博士众所周知的段落带来的。事实上，直到边沁——他根本算不上是经济学家——的后期著作中，自由放任主义这一原则才开始出现，这种原则以一种我们的祖父辈所熟悉的形式，被借用来为功利主义者的哲学服务。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一书中，他写道：“政府不应当去做或试图去做任何事，这是普遍的原则；在这些场合，政府的座右铭或格言应当是——无为而治……农业、工业和商业对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就像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提出的要求一样合情合理、毫不过分：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从这时起，争取自由贸易的政治运动，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和边沁功利主义者的影响，第二流的经济学权威的鼓噪以及马蒂诺小姐和马塞特夫人的教育性读物，正是这些使自由放任主义作为正统政治经济学的实际结论，深深地扎根于大众头脑中；而同时，调子大相径庭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也被这同一思想流派所接受，所以，18世纪后半期乐观的自由放任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被悲观的自由放任主义所取代。
在马塞特夫人的《政治经济学漫谈》（1817年）一书中，卡罗琳一直坚持认为对富人的消费进行限制是值得赞同的。但到了第418页，她不得不认输：
“卡罗琳：我对这个论题了解得越多，就越确信，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远远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完全一致的。
“b夫人：只要进行自由开放的思考，总是可以得出与此相似的结论，并教导我们珍惜相互之间普遍的怜恤之情。因此，科学要比单纯的实际知识更为优越。”
惠特利大主教写于1850年的《给青年人使用的简明教程》一书，曾被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广为散发，书中甚至对b夫人曾经允许卡罗琳偶然持有的怀疑态度，也不容许其存在。“政府对任何私人金钱事务的干预，无论是对借贷还是买卖，几乎都是弊多利少。”真正的自由是“每个人都应当有以他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处置自己的财产、时间、精力和技能的自由，前提是不对其他人造成任何损害。”
简而言之，这种教义已经掌握了教育机构，并成为习字帖上的箴言。17世纪和18世纪为了推翻国王与教士而锻造的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婴儿的rǔ汁，并且确实已进入了幼儿园。
最后，在巴师夏的著作《经济和谐论》中，可以看到这种政治经济学家的宗教的最极端、最狂热的表述：
“关于上帝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的和谐性，我愿意承担起为之作出证明的责任。使得这些法则和谐一致的，是所有的本性、所有的动机、所有的行为源泉、所有的利益，都相互配合而实现一个伟大的最终结果……这个结果是，所有阶级都在一个不断提升的水平上无限地相互接近；换句话说，即普遍进步过程中的平等。”
像其他教士一样，巴师夏也拟定了他的“信条”：
“我相信，上帝对物质世界的安排并未妨碍他对人类社会安排的考虑。我相信，他把自由动因和无活动力的分子结合起来，并使之和谐地运动……人们在一般的道德、智力和体力水平上不断地接近，同时这种水平又无限地提升进步，我相信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社会趋势。我相信，不干扰这种趋势，不破坏这种运动的自由性，是人性循序渐进的发展所必需的。”
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起，权威的经济学家一直强烈地反对上述思想。“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有名望的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教授写道，“会加入对社会主义的泛泛的正面攻击”，虽然他补充说，“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名望，都喜欢对大多数社会主义方案吹毛求疵”。经济学家已不再与产生社会和谐教条的神学或政治哲学有任何瓜葛，而从他们的科学分析中，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克恩斯，也许是对自由放任主义进行全面的正面攻击的第一位正统经济学家。他于1870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发表了题为“政治经济学与自由放任主义”的演讲，在开场白中他宣称，“自由放任主义这一箴言，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便于在实际中运用的原则而已。”这一观点，40年来已成为所有主要的经济学家的共识。举例来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某些最重要的著作，其主旨就在于阐明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和谐的最主要情形。不过，这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们谨慎但又并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仍然没有战胜那种关于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的普遍看法，即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教授并且事实上的确在教授着的东西。
三
经济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出发点并展示给初学者的假设前提，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由于这个原因——不过并非唯一原因——我承认，由于受这一学科传统偏见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总是以假设一种理想状态的存在而开始立论，在这种状态中，个人以试错、摸索的方式独立行动，实现生产资源的理想配置。在这种试错、摸索中，通过竞争，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个人将击败误入歧途的那些人。这意味着，对那些把资金和劳力投入到错误方向上的人，不应该给予丝毫的怜悯和保护。这种方式，通过无情的生存竞争，淘汰那些低效率者而选择效率最高的，并把这些最成功的牟利者抬上社会的顶层。这种方式并不计较斗争的代价，而只看到被假设为永恒不变的最终结果所带来的好处。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可能够得着的最高枝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的方式，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
与在不同用途之间实现对生产工具的理想配置相对应，另一个相似的假设是如何使可获得的消费品实现理想的分配。首先，通过试错法，每个人都可以在可能的消费物品中找到他“在边际上”最需要的那种，以这种方法，不仅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实现其消费品的最有利分配，而且，每个消费者都将设法获得最能满足其独有口味的那种消费品，因为他将为此出最高价。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是让长颈鹿自行其是，那么：（1）最大数量的树叶将被吃掉，因为脖子最长的长颈鹿借助于其他脖子较短者的饿死，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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