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自然路径。社会主义反对无限制的个人私利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在逐一地取得胜利。这种斗争，虽然在别的地方仍然是尖锐的，但在此所涉及的特定领域内，已不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举例来说，在所谓的重要政治问题中，再没有比铁路的国有化对大不列颠的经济生活的改革更无关紧要的了。
的确，许多大企业，特别是公用事业和其他需要大量固定资本的企业，仍然需要以半社会化的形式存在，但我们对这些半社会化的形式必须持灵活变通的态度。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自然趋势，在半自治的公司和由部长们直接负责的中央政府机关之间，我们宁取前者，这也许要更明智些。
我批判教条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它试图引导人们的利他主义冲动来为社会服务，不是因为它背离了自由放任主义，不是因为它剥夺了人们牟利赚钱的天赋自由，也不是因为它有大胆试验的勇气。所有这些，都是我所欢迎的。我批评它，是因为它没有抓住当前事态的重要意义；是因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项用来解决50年前问题的计划的陈旧残余，而对某个人在100年前的言论的误解，又是这项计划得以建立的基础。19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发源于边沁和自由竞争等等，而且它是19世纪个人主义哲学基础的变体，这一点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比较清楚，而在某些方面则比较模糊。两者都竭力强调自由，不过一个是消极地避免对现存自由的限制，一个是积极地清除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两者是对同一理性气氛的不同反应。
（2）其次我将谈到政府“任务”的判别标准，特别是关于那些紧迫的、值得在不久的将来付诸实施的“任务”。我们必须着眼于把那些“在技术上是社会的”事业同那些“在技术上是个人的”事业区分开来。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与那些个人已经在着手处理的事务无关，而与那些超出个人活动范围之外的职能有关，与那些如果不由政府来作出决定就无人过问的事务有关。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越俎代庖，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也不在于它是否做得更好或更差，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无人去做的事情。
如何去制定实际政策，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我只限于针对我碰巧思考得比较深入的几个问题，举一些例子来阐述我的想法。
我们时代许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弊病，都是起因于冒险、不确定性和无知。这是由于某些居于优越地位、能力较强的个人，能够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和无知来牟利，也是由于在同样的原因下，大企业常常是前途难卜，并造成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同样的因素还造成了失业、合理的企业预期的落空、效率和产出的滑坡。然而，治疗的措施正在这些个人活动之外。对个人利益的孜孜以求，也许甚至加重了病情。我相信，治疗这些病症的良方，在于一方面由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用实行审慎的控制，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收集和传播有关企业状况的资料，包括在必要时制定法律，规定把企业的一切实际情况，只要是公开后对社会是有利的，统统予以完全的公开。这些举措将使社会能够通过适当的行动机构，运用直接的聪明才智来监督企业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况，而又不会打击个人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即使这些措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可以使我们掌握比现在丰富得多的知识，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的第二个例子与储蓄和投资有关。整个社会的储蓄应该以多大的规模为宜？以对外投资形式流出境外的储蓄规模应该有多大？目前投资市场上的组织，是不是沿着最有利于国内生产的路线来分配储蓄的？我相信，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建立在明智的判断基础上的协调行动。我认为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把这些事情完全置于个人判断和私人利益的偶然性摆布之下。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人口问题的。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有关人口规模的深思熟虑的国家政策，来决定在目前状况的基础上，是应当有所增加还是加以缩减，或者是保持不变，以及到底多大规模的人口对国家最为有利。现在正是制定这种政策的时候。而当政策被制定出来之后，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将其付诸实施。也许不久之后，整个社会对于其未来的成员，将不仅仅是关注其数量问题，而且会更注重其先天质量问题。
五
以上这些思考都是与利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来改进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可能性有关的。在我看来，这些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即依靠个人赚钱和嗜财本能的强烈吸引，以此作为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似乎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本篇行将结束，我也不准备再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过，也许我最好还是提醒您，今后最激烈的斗争和最深刻的观点分歧将不是围绕着技术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的争论主要都是经济性的——展开，而是围绕着另一些问题，如果这样表达恰当的话，也许可以称之为心理方面或者道德方面的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金钱动机进行培养、鼓励和保护的基础上的，它到了如此根深蒂固的地步，以至于在欧洲，至少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不过，我认为在美国不是这样一种态度——对此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潜藏的反感。希望在对我们事务的安排中，尽可能少而不是尽可能多地借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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