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民族》周刊编发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的都是当前政治问题中的最热点，即自由党和工党的未来关系。至于此事所涉及的双方的领袖人物，我们尚未看到他们的明确态度。不过，劳埃德·乔治先生已经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在某种条件下他不会拒绝在两党之间作出某种运作上的安排。而斯诺登先生也会在某种条件下对此表示欢迎。奥克斯福德勋爵，正热衷于四处发表声明，说尚未进行过任何会谈，以此来暂时回避这个问题。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
奥克斯福德勋爵认为这并非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也就是说，用不着草率匆忙地作出决定。他也许是对的。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不担负任何责任的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坦白地说出自己在这个事件上的想法。无论自由党员们在何处聚会，这都是一个迫切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我不希望未来20年生活在保守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我认为国内的进步力量已截然分裂成自由党和工党两派。我不相信自由党在任何可能的或可预见的条件下，能够赢得1／3的下院席位。除非保守党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造成经济上的灾难——这并非天方夜谭——否则我也不相信工党会获得下院席位的1／2。然而，如果工党要靠国家发生不幸来获得掌权的机会，那么这并不值得向往，因为这只会助长破坏派的气焰，而这一派已成为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不过，事已至此，除了让保守党政府继续统治下去，我们已别无指望。如果保守党只犯下不太严重的错误，这在从前也许会打破政治势力的均衡，但在今天却无关大局，除非他们一错再错，日积月累，以致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我不愿选择这样的替代方案。
所有那些希望看到进步原则付诸实施的人们都必须面对这些实际的政治问题。不管是属于哪个党派，他们都相信，如果在这方面的行动耽搁得太久，会把国家推向极端的选择，没有回旋的余地。
工党的雄辩家们惯用的反驳之辞是呼吁自由党人解散自己的党，转而投奔他们的阵营。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自由党实际上有可能从政坛上彻底销声匿迹，对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将来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任何人在政治生活中只能有两种选择而不是三种。不过我相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个人行为上为实现这种前景推波助澜，都是不可取的；而如果在两方面都奋力抵制这种倾向，则是值得赞许的。
在政治方面抵制这种倾向之所以是明智的，乃是因为如果自由党不复存在，选民的进步动机就会削弱而不是加强。国内的许多地区，以及选民中的不少阶层，在今后许多年内将不会有足够的人数或充分的热情去投工党的票，使之赢得选举。不过一旦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投自由党的票。工党的领袖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是没有以清晰的眼光来看待事实。
在行动上抵制上述倾向之所以是值得推崇的，是因为当今多数活跃的自由党人，虽然间或也愿意投工党的票，或与之一起行动，但却不会像正式的工党成员那样，感到心安理得、真心诚意。拿我自己来说，我敢肯定，与一般拥护工党的选民相比，我的保守倾向还要更少一些。我相信，我所设想的可能的社会改革方案要比包含在当前某些哲学——比如说，悉尼·韦伯先生、托马斯先生或惠特利先生的哲学——中的社会改革方案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我的想像力所翱翔的范围是在天空的极左边。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只要自由党能给予我寸土片瓦，它就还是我真正的归宿。
自由主义的传统，既然落到了如此失意窘迫的地步，为什么还具有这样的魅力呢？工党是由三种人组成的。第一种是“工会主义者”，他们曾一度遭受压迫，但现在却成了暴君，对他们那种自私偏狭的主张必须予以大胆的反对。第二种人是那些鼓吹运用暴力手段来进行激烈变革的人，由于词语上的误用而被称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固守着那套不破不立的信条，但由于不敢公开制造灾难，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隂谋诡计，并故弄玄虚以掩人耳目。第三种人则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极为糟糕的，不过尚不是无可救葯。
现在有许多自由党人在与被我称作“社会主义者”的第三种人打交道时，常常会觉得与他们意气相投。不过，在弄清楚他们所要走的道路、所要实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之前，我们是不能和他们并肩同行的。他们的历史信条是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它的新变种——行会社会主义，我不相信现在他们对这些信条的兴趣会比我们要更浓厚些。这些学说已经不能再鼓动起任何人，工党和自由党中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们正试图以某种更好、更合用的东西来取代这些陈旧信条。双方在这方面的想法目前虽然还不很清晰，但他们之间同感甚多，并且有相似的思想倾向。我相信这两类人物会逐渐成为建设上的志同道合者。木过，进步的自由党人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不必借助于对工会主义暴君的奉承、对阶级斗争的美化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空谈，不必借助所有那些他不相信的东西。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必须促成两件事的发生——两者也都很有可能发生。一件是必须再来一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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