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为5000万英镑。考虑到战后的价格较战前提高了1倍，那么顺差数额将达到1亿英镑。除了考虑纯经济因素外，再加上政治、社会和人为因素，我对德国能否在30年内每年以这个数额支付持怀疑态度，不过做出它能够做到这点的推测和希望，也不能算是愚蠢的想法。
假定利率为5％，资本报酬率为1％，这一数字所代表的资本总额现值大约为17亿英镑。
因此，我得到的最终结论是：包括一切支付方式——直接转移的财富、割让的财产和每年的赔偿——德国能够确切支付的最大限度的数额为20亿英镑。就实际的一切状况来看，我认为它不能支付这么大的数额。
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也许能使按上述论点得来的数字得以增加，这就是：假定德国的劳动力能被派遣到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从事重建工作。听说类似于这样的有限度计划已在考虑之中。由此所得到的增加贡献，一方面取决于德国政府所能派遣的劳动力数量，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比利时和法国居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能同意容纳的这类劳动力的数量。但无论如何，对于实际的重建工作，即使经过许多年，由输出劳动力所获取的收益净现值，似乎也很难超过（比方说）2．5亿英镑；即使可以这样，对于以其他方式能够获取的年贡献而言，也未必能够证明这是实际的一个净增额。
因此，对德国的支付能力能够达到80亿英镑，或者，即使是50亿英镑的推测和估计，都不在合理的可能限度内。对于那些认为德国能够每年支付好几亿英镑的人而言，他们应该说明一下这样的支付应当由哪些种类的商品来承担，并且这些商品应当在哪些市场出售。除非他们能够进一步做出某种程度的细节说明，并且提供一些支持其结论的确切证据，否则，他们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这里，我只是提出三个附带的观点，不过并没有一点会影响到我为目前实际目的所提出的论据的确切含义。
第一点，协约国方面在5年或10年的一段时期内，对德国的贸易与工业加以“培养”。在这段时期里，给予其巨额贷款，以及充足的航运、食品和原材料援助，为它建立市场，尽力提供资源和精神方面的帮助，使它成为欧洲的，尽管不是全世界的，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在这【經敟書厙】样的条件下，也许能够获得一个较上述数字大得多的数额，因为德国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
第二点，我的估计是以货币来衡量的，我假定货币的单位价值的购买力不会有重大变化。若黄金的价值跌至其现值的一半或者1／10，那么以黄金来计量的赔款额的实际负担将会相应地减少；如果1英镑的价值只等于现在1先令的价值，德国以英镑计量的赔偿能力，比我上面所述及的，当然要大得多。
第三点，假定自然力和与人力相关的产出量方面，不会发生变革性的改变。科学的进步能够带来在我们所能达到范围内的方法和设计，借助于这些，整个生活水平会出现难以估量的提高，对于某一既定产出，所消耗的人力只有现在所消耗的一部分。上述情况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衡量“能力”的标准将会改变。不过，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信口雌黄的借口。
的确，没有一个人能够在1870年就预测出德国在1910年的能力。我们无法期望对一代人或以后的世代做出安排。人类经济环境的逐渐变化，以及人类在预测方面的有限智力，可能会导致为将来所做的安排出现这一点或那一点的错误。作为有理性的人类，我们不会比以证据为基础制定的政策做得更好，也无法使这种政策与未来5年或10年的情况完全适应，而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适应，因为我们对未来只能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测。至于人类生存方面的极端变化和自然法则或人类与自然联系方面的变革性转变，我们可以不予理会，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关于德国的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支付赔款的能力，我们没有充足的认识，但是并不能以此作为它能支付100亿英镑这种论点的理由（我曾听说过某些人宣扬这种理由）。
为什么世人会如此轻易地听信政治家们不真实的言论呢？如果需要解释的话，我认为部分地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首先，战争的巨大支出、价格的上涨以及货币的贬值导致价值单位处于完全不稳定的地步，这使我们对涉及财政事务方面的数量与规模的大小，失去了一切正常的判断力。过去我们认为的可能的限度，现在已经大大超出了，以过去为基础进行预期的那些人发现他们经常是错误的。现在大街上的某个人，只有在给他出示某种权威时，才会相信被告知的言论，把德国的赔偿数字说得越大，越会有人听得进去。
不过，对一些明白事理的人来说较为可靠的某种谬误有时也会迷惑那些对问题作比较深入的考察的人。类似这样的人也许会依据德国每年生产力的总余额而不是它的出口余额，来估算德国的清偿能力。黑耳弗里希估计德国在1913年的年财富增长量是4亿到4．25亿英镑（现存土地和财产货币价值的增额除外）。在战前，德国的军备支出在0．5亿到1亿英镑之间，而现在它可以省去这笔开支。因此，它为什么不能向协约国方面每年支付5亿英镑呢？通过这种方式，试图把拙劣而不完善的论点表现得非常有力、非常可靠。
这种方式有两点错误。其一，在经历了战争和和约的创伤之后，德国的年储蓄量比以前下降了许多，如果再从中逐年提取的话，它就不可能再达到以前的水平。阿尔萨斯-洛林，波兰，上西利西亚地区丧失之后，关于剩余生产力方面的损失，是不会少于每年5000万英镑的。此外，德国过去每年在船运、国外投资、国外银行及其他联系方面获利约为1000万英镑，但现在所有这些收入都已不复存在了。它在军备支出上的节省远远不抵目前估计有2500万英镑的抚恤金方面的负担，两者相抵后的新增支出，体现了生产能力方面的真正损失。其次，德国的内债总计已达2400亿马克，即使我们把这一方面看作是内部分配而不是生产力问题，我们仍旧必须考虑到德国在战争期间所造成的外债，考虑到它在原材料存货上的枯竭，牲畜的耗尽，由于肥料和人力的缺乏所造成的土地生产力的减退，在将近5年的时期里由于没能保持修理和更新所造成的财富损失等种种情况。德国已不如战前那样富有，它在将来的储蓄量，由于这些原因，当然还排除以前考虑的因素，至少会下降1/10，即每年4000万英镑。
我们已经以其他方面的理由得出德国每年的最大限度支付额为1亿英镑，但上述因素已经使德国的年剩余额缩减到1亿英镑以下。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即德国作为战败国自然会在生活和舒适的标准方面有所降低；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这种计量方法仍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每年用于国内投资的余额要想转化为可供对外出口利用的余额，只能借助于工作种类上的剧烈转变。就劳动力而言，它在德国的国内事业方面，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有效率的，然而在对外贸易上也许没有什么出路。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在讨论出口贸易时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即德国的劳动力在哪一类出口贸易上能找到一条有巨大增长力的出路？然而劳动力只有在损失效率、支出大量资本的情况下，才能转向新行业。德国劳动力能够为国内资本改进所提供的年剩余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能作为衡量它每年能够对外支付黄金的标准。
我不能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好像它的公平处理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誓约或经济事实。使德国陷入受奴役地位达一代之久、降低数百万生灵之生活水平以及剥夺其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幸福，是一项令人深恶痛绝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事实上可行，即使藉此能够养肥我们自己，即使它不会埋下造成欧洲文明生活堕落的种子，也仍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有人假正义之名为之鼓吹。在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在解开各民族复杂命运之症结的过程中，正义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东西。因此，如果正义的内涵竟如此简单，则各国将无权用宗教或自然道德观去使敌人的儿女们承受其父母或统治者恶行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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