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最近建议的原则，它表明法国的支付数额应当是来自德国方面收入的一部分。根据最新报道，法国借克雷蒙梭的讲话也提出了同样的原则。在我看来，法国的支付数额应当占到从德国方面的收入的1／3。据悉克雷蒙梭在讲话中提出的数字，在对美条件相等的假定下，约为我所建议的半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讲话没有商量余地，只要解决办法所依据的原则可行，他有可能提高这一数字。
这样的解决办法，将使我们和美国在道威斯计划下的利益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对于道威斯计划，我们比法国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或许可以对美国的债款做出适当的贡献，其数额相当于我们间接从法国获取的收入数额。如此，我们对于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法德之间的问题，就可以站在强有力的道义和外交立场上发挥适度的、和平的影响作用。
由此看来，我们最好是把贝尔福备忘录看作是胡言乱语，否则它将产生很危险的后果。如果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仍旧执迷不悟，继续沉溺于贝尔福备忘录的表面合理性，那么他不仅是在浪费他的时间，而且会由于常识而损害自己的声誉。贝尔福备忘录实在是毫无可取之处——除了美国目前存在着某些混乱认识以外。在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看来，事实上只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战债的完全取消。
三、再谈战债取消问题（1928年）
九年以来，围绕着战债取消问题，一直进行着尖酸刻薄的争吵与谩骂，而如今出现了暂时的平息。但是这种状况并不会维持多久，当道威斯计划着手修正之时，毫无疑问，争论将再次展开。这样的结果是迟早要发生的，不过早一些总比晚一些要好。近几年来由于各方的相互妥协，我们对存在的问题一直是敷衍了事，现在该是动真格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些债务的来龙去脉。战争开始以后不久，我们协约国内的某些国家——起初是俄国和比利时，随后是各协约国——明显地需要财务援助。提供援助的具体方式可以是贷款或补助。不过比较而言，贷款要比补助好些，因为贷款要求较强的责任感，从而使用起来会节省些。但是财务援助即使采取贷款形式，也不能由此认为借出国家最初把它看作是普通的投资性质。如果某些国家果真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太不合理了。我们提供的援助往往是货币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援助人力或船只有较大的困难。例如意大利在战争中初次受到严重挫折以后，我们送去了枪炮，它则用贷款来偿还。但是当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不仅送去枪炮，还相应地配备炮手，他们中有许多人为战争而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要求获取任何报酬。因而在战争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在前一种情形下是意大利，而后一种情形下却是我们。特别是美国，在它参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贡献主要在财务方面，因为它那时还不愿意提供其他任何方式的援助。只要美国送来了协约国军队使用的物资和军火，它就把这笔费用记在我们账上，这就形成了我们目前欠下的债款。到了后来，美国也运送军队过来，由他们自己来使用军火，这时它就不再向我们索取任何费用。很明显，在导致我们欠美国战债这件事情上没有多少逻辑性，这笔债款并不是由于提供的援助太多了，而是由于，至少在人力方面，一开始它能帮助我们的太少了。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给予的财务援助对我们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美国加入战争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作为一个借出者而言，实际上处于完全枯竭状态。那时，我们仅仅能够做到自给，但已经不可能再援助我们的协约国了。因此，美国的财务援助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自从美国参战的那一刻起，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协约国向美国所要的一切，它都尽力出借，其中包括在支持外汇方面提供资助。但是美国却不发放在其境外使用的贷款。所以，英国为了这些开支，不得不继续向他的协约国贷款——结果是在美国参战之后，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协约国发放的贷款总额几乎等于我们向别人借来的总额。更准确地说，我们在美国参战以后向它借入8.5亿英镑，而在同一时期，我们向我们的协约国出借了7.5亿英镑。因此，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给我们的贷款与其说是资助我们，还不如说是资助我们的协约国，但美国却一贯否认这一点。
战争结束以后，协约国欠我们的大约是16亿英镑，而另一方面，我们欠美国8．5亿英镑。
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就一直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这些战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是把它看作与普通商业往来一样的投资呢，还是应当考虑到它产生的缘由以及当时的特殊环境？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它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往来，不应当如此看待。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观点却是，既然是借款，就应当作为借款来看待，这就是说，应该把这些借款看作是到期应付的债券，只是考虑到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可以缓和处理一下，所以美国接受一个低的利率，实际上是美国单方面的意愿。
在和平会议召开期间，英国政府主张协约国的战债应当全部取消。劳埃德·乔治先生在1920年8月再度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这个问题。最终于1922年8月，通过贝尔福爵士的那个有名的备忘录，提出了英国方面经过考虑的意见，以后我们就一直坚持这个立场，从未退让。在这个备忘录中，英国政府宣称只要美国同意取消英国欠它的债款，则它也愿意取消协约国欠它的所有债款，并将自己对德国的赔偿要求权转让给其他协约国。通过这样的安排，从名义上说，英国所放弃的是它所获得的利益的两倍以上。这个提案现在仍然有效。
美国没有接受这一政策，它与各国单方面地分别商定了解决方案。根据它与英国的解决方案，全部债款的利率是3．3％，根据它与法国的解决方案，支付利率是1．6％，意大利的是0．4％。这样，关于利息的负担，英国是法国的两倍，是意大利的8倍。另一方面，英国也与法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协议，它们承受的利息负担，较之它们与美国协商的，甚至还要轻。
具体说来，法国对英国的利息负担较之对美国的负担要减轻10％，意大利则减轻33％。这样，其他各协约国的债务负担大大减轻，而唯独英国还需要负责全部偿还任务，不过就利率本身而言，3．3％的名义利率还是适宜的。
这种解决方案的结果是，到1933年止，英国每年须支付给美国约3500万英镑，以后每年的支付额增至近4000万英镑，一直到1984年，债务关系才会解除。当1923年鲍尔文先生与华盛顿政府协议的详情初次公布时，我对于这一协议下我们将要承受的负担，曾加以计算，有所说明。根据此协议，我们须向美国按年付款，为期达60年，这项支付相当于我们海军费用的2／3，几乎等于我们在教育上的国家支出，超过了我们战前的负债总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项支付比我们从煤矿和商业海运这两者所得的正常利润相加起来的数额还要大。有了这笔巨款，我们可以在60年的每个月里建成一座富丽堂皇的新学校、新医院或研究所，等等。如果在同一时期作出同样的牺牲，就可以使目前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的居民——占我们人口总数的一半——舒舒服服地住在新建的房子里，从而扫除贫民窟。
另一方面，我们目前来自于协约国和德国方面的收入，对于抵消我们对美国的支付，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建立一个关于这方面的粗略的收支平衡表，是很有意义的。
在1928年，我们将从协约国方面收到1280万英镑，应支付给美国3320万英镑；到1933年，这两者将分别上升为1770万英镑和3780万英镑。这样，除了德国赔款的那部分，我们每年需要支付的战债超过了我们的收入，约为2000万英镑。现在如果德国根据道威斯计划按年全额支付，则我们刚好收支平衡。因为根据道威斯计划，每年的名义赔款总额为1．17亿英镑（除去德国借款利息等项），其中我们应得的份额（大英帝国其他部分地区所得的收入不计）是2200万英镑。丘吉尔先生曾估计，在1928-1929财政年度，我们的战债支出为3284．5万英镑，而我们的全部收入接近于3200万英镑。
这些收入全部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过如果我们假定这些收入能够实现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这时，每个协约国能够支付给美国的都来自从德国方面的收入。根据目前的协定，各协约国对美国支付战债总额的最高限度为每年8300万英镑（从整个还款时期总计，则每年的支付额平均为6100万英镑）。如果我们加上美国在德国赔款中的直接所得，则美国每年将收入7800万英镑，约占到各协约国从德国方面每年获取的1．17亿英镑的67％，此外再加上不是由赔款抵补的、由意大利偿付的1000万英镑。这是协约国还债达到最高限度时的情况。如果就平均的支付情况而言，美国将收入6600万英镑，约占德国支出的1．17亿英镑的56％。不论哪一种情况，英国的收支大体持平，结果总是一无所得。
根据上述的情况可以推测，如果道威斯计划没有能完全实现，实际的支付额减少了1／3——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那么当协约国全额支付战债时，美国将成为唯一的受益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战债协定的净结果是，美国在收支相抵后净收入为7800万英镑，而其他任何国家都毫无所得。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算分析，是由于这样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协约国的想法中，对德国赔偿的进一步减轻问题是与它们自己对美国的偿债义务问题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美国的官方态度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无联系，这实在是一种极其虚伪的托辞。将来道威斯计划付诸重议时，美国，不论以何种形式，必然是当事人之一。但是，让我多说一句，美国作出的任何退让都会使德国和欧洲各协约国的负担得到减轻，英国将坚持它的原则，即收支相抵后，一无所得。
如果德国支付的赔款，全部或接近全部不是用于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用来偿还美国在共同奋斗中所做出的财务贡献，那么会有许多人觉得，从人类的感情上讲，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结果，而且与美国人在参战时和参战后所发表的那一套言论根本不相符合。然而，无论民众有多么深切、激动的情绪，要想让任何一位居于权要地位的英国人在公共场合下主动说出这种事情，总是很敏感的。明摆的事实就是，我们必须支付契约上规定要支付的，任何其他建议，如果有的话，也只能由美国来开口。在战争期间，英国财政部与各协约国和美国缔结所有财务协定，今天的情势就是由此而形成的。现在这些协定的官方起草人这一职位，落在了我的身上。对于当初拟制财务协定时，支配这些协定特征的理由和动机，我是非常了解的，并且了解程度一天比一天深切。回想起那些日子的情景，我仍然抱有希望，希望英国有一天，在它自己选定的适当时机，告诉我们，它还没有说出它的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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