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封建时代，农民在战争中不管有多大的力量，发展到最后，总不免于失败。纵然他们推翻了一个代表地主势力的专制王朝，但他们并不能建立他们所理想的、合于农民利益的社会秩序。地主势力又以另一个专制统治者为代表而起来了。汹涌澎湃的农民声音重新被压到了大地的下面。
为什么在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逃不了失败的命运呢？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中，从成功走向失败，其间的转换常常以进入大城市、获得在城市中的权力为关键。
譬如最早的赤眉，起义以后，聚众数十万，七年间转战各地，终于攻进长安。在长安城里住了一年多，不能建立安定的秩序，在把那一带地方的粮食吃完以后，被迫退出了。离开长安时还有二十多万人，却被后汉光武帝的军队一战而击渍。绿林、赤眉、铜马这些农民起义都成了光武帝登极的基石。
唐代和明代的农民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黄巢在五年间纵横南北，几乎是所向无敌，声势赫赫地攻入长安，但在长安住了两年多，终于被四方云集的唐朝军队所逐出;又过了一年，他的力量全部被扑灭。李自成以疾风暴雨般的力量夺取了北京，很快地被明朝和满人的联合力量赶跑。虽然在离开北京后，没有全部瓦解，但李白成本人战死，余众回到农村，重新积聚力量，开始新的斗争，声势也远不如前了。
由这些事例中可看出，农民在获得了中心城市时，便是达到了成功的极峰，同时也是转向失败的发端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也是如此。虽然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建都立国，历时最久，但是既得南京以后，就开始有安于既成局面的趋势，军事发展常受挫折，远不像定都南京以前的三年中那样战无不胜了。更严重的是太平天国领袖中骄矜自满，生活腐化，不能团结的现象也开始萌长，终在南京城内爆发了严重的内讧。从此以后，太平天国就走向下坡路，李秀成等优秀人物的艰苦努力也挽救不了整个的颓势，不得不同趋于崩溃。
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民占领了中心大城市后，往往使他的敌对力量方面发生了变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农民本身的弱点，在过着城市生活的时候，更大地发展了。
封建专制的统治虽然形式上统一，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许多矛盾的。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对于农民战争，自然是有利的条件。农民队伍万里奔走，一刻不停，在广大地区内进行运动战，正是充分利用了在统治者中各地方力量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力量与中央力量之间的矛盾。譬如，黄巢的部队到了湖北江陵时，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败了一仗，黄巢立刻渡江东走，有人劝刘巨容跟踪穷追，巨容不肯，说："国家多负人，在危难时虽不吝赏，事平却又加罪。不如让贼留下，以后还有好处。"这样，当然使农民队伍易于发展了。但是一到农民入据中心大城市后，情形就不同了。像是一声警钟一样，警醒了一切地主统治者，使他们看到，这原来不是捣点小乱的草寇，而是一个可怕的大敌。于是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一时减低下去，协力对付农民。胜利的农民定居在中心区域内，便成为一个集中的目标，不得不承受从四面八方来的打击了。在太平天国史中，这情形尤其明显。汉族的地主，特别是中小地主，和清朝统治者之间本是多少还存在着利害冲突的。但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震动全国时，在曾国藩的号召下，中小地主也都参加了反太平天国的斗争，帮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忙。要不然的话，单靠清朝的常备军是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的。固然，在这情形下，统治者内部矛盾也不过是一时减低。他们纷纷起来出力打农民，还包含着争权夺利的企图。所以农民战争被扑灭以后，统治者内部的纷争反而更增强了，但是农民毕竟已在这中间吃了大亏。
有时，统治者虽然集中了一切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农民，却还不能取胜，那怎么办呢？这时他们往往不惜勾引异族的力量，甚至本为强敌，也可以携手合作。如唐朝请了沙陀兵进攻黄巢，明朝邀请满洲兵入关来"收复"北京，清朝扑灭太平天国，也还运用了上海洋人所组织的"常胜军"。
所以，在农民占领大城市后，敌对力量是增强了。但同盟力量却并不能有什么增加。在封建时代的城市中，农民找不到有力的同盟者。有的只是一部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并不能给农民增加多少力量。更有的是不事生产、久在城市里混的流浪汉，这些人已养成很坏的习性，他们不仅不足以增强农民力量，反会发生消极破坏的作用。
何况农民本身还有许多弱点，这些弱点禁受不住城市生活的锻炼。当他们到处流动作战时，只提出几个直接的生活斗争的口号，加上理想社会的朦胧的向往，固然已能使饥饿的农民风起云涌的响应，但是没有明确的方针和办法，带着空想的色彩，究竟还是弱点。一到了城市中，应付比农村复杂得多的城市环境，那就不是从贫弱的土地上出来的农民所能做得好的了。而且既以城市做中心定居下来，建立新的政权，就必须为了解决一切问题，而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和实际施行的办法。农民要求理想实现，旧的势力（地主、商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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