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1世纪的改革高潮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其父王益做过几任州县长吏，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庆历四年（1044年）进士第四名及第，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由此王安石进一步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机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财政日益困穷，风俗日益败坏的形势，提出了变更天下弊法及培养大批适应变法革新需要的人才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王朝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这封言事书受到了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从最高统治集团中得到任何反应。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
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
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一、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宋初以来，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
发运司只照章办事，各路丰年物多价贱时不敢多办，歉年物少价贵时却又必须办足。
物货运到京城后往往因不合需要而削价抛售，朝廷所需却又要另去搜括。这些做法给富商大贾操纵物价，控制市场，囤积居奇提供了方便。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规定：总管东南六路赋入的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这项新法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既保证朝廷所需物资的供给，又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人民的负担。
市易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主要内容是在京城设市易务（后改为市易司），以100万贯作本，负责平价收购商人滞售的货物，赊货给商贩贩卖，也向商贩发放贷款。商贩赊货物及借款，需以财产作抵押，5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
市易法最初实行于京师，后来又推行到其他较重要的商业城市。
免行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开封各行商铺原来承担供应官府所需物品的任务，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官，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己”。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向市易务（司）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此后，宫廷买卖物品，都通过杂卖场、杂买务，并设置市司负责估定物价。
二、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行青苗法。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当地百姓缺少粮、钱时，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它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2C10，随夏秋两税纳官。实行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兼并势力的高利贷盘剥，并使官府获得一大笔“青苗息钱”的收入。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四年正月，司农寺拟定的募役法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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